教室的讲台是让我难忘的。讲台是泥土的，在黑板下，三面是条石，条石中间是填充的泥土，被特制的木板打平。每天上课，老师会让我上讲台，当小老师，一遍一遍教同学读书；下午，老师早早地离校，回家弄土地，我就成了老师，领着同学们继续一遍一遍地读书读词语。每个孩子敞开喉咙放出的吼声，就像狮子的咆哮，飞扬出来的气势，让人激动，让人彭拜，让人振奋。
　　 那时，我和几个同学玩的一个游戏，是拼背课文，不管长短，背完就让老师写一个红红的大大的“背”字。先背完的同学，从老师那里跑回来，一边跑一边高高地举着书，大声地喊：“我背完了——我第一名——”那时的课文是三十篇，我们竟然一篇不漏地背完。
　　 还有做数学应用题，每一轮10道，老师让我抄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做出一道题就给老师看，老师写一张证明纸条，十道题全部做完，就拿着十张小纸条，找数学老师，领一个新的小作业本。那时，纸张稀缺，家里贫穷，能得到这样的奖励，是很鼓舞人的。
　　 那时，读书没有来自家长的压力，都是老师和同学激发出来的一种“自觉性”。有一年期末考试，我考了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一位降班生，只比我高了一分。我很不服气，在路上，我以石子为笔，以路面为纸，蹲在路上，把两人的分数加了一遍又一遍，最终的结果还是比我多一分；后来，我竟然找了个理由，把这位同学的试卷借来，跑到我家房子后的山路上，把她的每一道题从头看到尾，希望有被老师判错的题，如果找出来，我会不顾一切去找老师重判。结果是，我能看懂的题，老师判的对错都是合理的；语文阅读题，不少题我看不出该扣分或者给分的理由……那时，我对考试名次竟然计较到了这种程度。
　　 记得有一年九月，又是绵雨季节。生产队的老五，脚骨折，没法上学。同队的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帮助小组，每天背老五上学回家。那段泥路和厕所之路，我们为难了，如果把老五再摔一跟斗……有同学想出了办法，带上一把小锄头，前面掏走淤泥，挖出梯坑，后面背着老五走。都是农村孩子，耍小锄头，就像爬树掏鸟窝一样简单。我们轮换着掏挖，轮换着背，左右一人保护着老五，也撑推着背老五的人，减轻背者的压力，也能加快上坡的速度。上厕所，也是这样。现在想来，真不容易，竟然坚持完了整个雨季，直到老五能拄着拐杖上学。
　　 当然，我也有不光彩的故事。
　　 有一天，正在上课，班上一位同学肚子疼，老师要同学陪伴这位同学到大队医疗点去治疗。我没有去。老师在课堂上骂了我一顿：你还是班长，看看你胸前戴着的红领巾……当时，我低着头，脸火辣辣的，辣出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滴在我的围裙上，黑色的围裙浸染出一个一个圆圈，就像一个个眼睛仰望着我。我是必须系围裙的，因为我的衣服掉了扣子，家里没钱买。
　　 还有一次，大房子的大孩子们，看见一个人从房子外的大路过，就让我喊：XX缺嘴。傻乎乎的我真的就喊了。于是，这个路人找到了学校，学校清理出喊人者——我，于是我在全校大会上，站在了高板凳上；站高板凳是那个年代斗争“坏人”的方式之一。幸运的是，站了就站了，这件事并没有给我留下阴影。
　　 村小生活很苦，老师们也很苦，一边教书，一边种田地，可仔细回忆，只记得那时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真的不记得那时的“苦”。也许在旁人看来苦，当事者觉得不苦；也许是优越环境中的人觉得苦，而置身苦境中的人却习以为常，觉得一切都正常，再自然不过了。我进了初中，这些村小的老师们也熬来了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
　　
　　 三
　　 我初中的学校是在乡场上，那也是一个家族的祠堂。
　　 祠堂外是一个院子，院子的边是一个两米来高的坎，坎边是一排荆棘，红红的茎，红红的刺，掩映在绿叶中，就像绿色中跳跃着火苗。荆棘里面是一道院墙，黑色火砖；外面是稻田。院墙门开在侧面。走进院墙门，是一个三合土坝子，坝子的边角长满了青青的苔藓，像绒绒的绿色丝绸铺在那里。东一株西一株的榆树，像几把大伞遮着整个院子。院子的正面，是一扇大门，黑色的火砖墙，拱形大门的上方，是龙形的帽子，帽子上是几朵大大的花。墙、门、花，都已经褪色了。大门里面是礼堂，礼堂往里走，是一个台子，台子和礼堂一样宽。这个礼堂是教师们的办公室。靠着大门边，左右各有一个木梯，木梯上去，是复杂的结构。有一圈木制走廊悬挂在礼堂上空，左右两边都是木制的楼房，两边的楼房是教师们的宿舍。那时，房子很紧张，每间屋子都住两位以上的老师。
　　 礼堂两边是土筑瓦盖的楼房，楼板也是木的，这就是教室。看到这里的树，这里的墙，这里的院子，这里的植物，我就像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白须飘飘的老人。
　　 这是我参加乡上调考走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印象。
　　 当我考进初中时，初中学校又变了。没有变的是礼堂，那里仍然是老师们的办公室；没有变的还有那坝子，坝子里的榆树。礼堂大门对着的院墙拆了，变成了黑砖黑瓦的两层楼房，对着礼堂大门的是楼梯，楼梯左右两边各两间教室。这样，两楼有八间教室。礼堂两边的教室，空了出来，全部做了教师们的寝室。我们就在新建的教室里读书。
　　 我的座位一直靠窗外，靠公路边，教学楼外面就是新建的公路，那时，每天有汽车、中型拖拉机和手扶式拖拉机，还有一趟班车通过。车子一来，老师就得停止讲课，因为老师的声音镇不住那车子的声音。最恼火的是拖拉机了，它砰砰噗噗地叫着，抖着，慢慢悠悠的，好像它也想读书，很不愿离开学校。也许是师傅感觉到这家伙这样叫不行，想快点离开，突然加大油门，那拖拉机就像受到了突然摧残，叫声变成了噼噼啪啪，尖利急促而狂躁，教室里的我们更难受了，都捂着耳朵；一股股浓烟裹挟着尘土在窗外翻腾，一股股刺鼻的气味扑窗而入……这与那古老的祠堂环境格格不入。
　　 我一直坐窗边，老师说，我上课不会看窗外。
　　 教室的窗子，木框，有圆形钢条，与村小不同的是，安了玻璃，可以开关。难受的还是冬天，风从窗缝吹进来，就像妖怪在窗缝使坏一样，不是对着脸，就是对着颈窝耳根，一股一股地吹，慢慢地吹，半天半天地吹，我就像坐在冬天的水牢中，就像被捆放在大火烤着的蒸笼里。上着课，不能离开；写着作业，没法躲闪。离窗远一点要好受得多，寒风挤进教室，四散逃亡，形不成对人长时间的定点攻击。可老师信任我，偏偏不让我远离窗子。
　　 上课还是要好受得多，毕竟一堂课只有四十五分钟，听的时间多，动笔的时间少，手可以揣在裤兜里。一到检测就麻烦了，特别是越临近期末考试，霜天越多，气温越低，题还没有做到一半，脸木了，手僵了……
　　 那时，有了电灯，但是，三天两头地停电，教室里一片阴暗，上学了也等于没来；接近中午了，雾散去，教室里才开始亮起来，老师们才能在黑板上书写了。这之前，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看书了，朦朦胧胧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以为把眼睛鼓得越大，就看得越清楚，没有多久，眼睛就开始反抗了。这种看书的味道，有雾里看花的感觉，有半夜走路逐渐接近黎明的感觉，有从黎明走向白天的感觉……只是觉得被电浪费的时间多了点。不过，这对不喜欢学习，被强迫进教室的同学，是“福利”，耍了，玩了，又不会受到责罚。
　　 新建了教学楼，没有了坝子，学生没法做体操。乡上出面，占用街道生产队的一个荒坡，于是，全校学生轮流劳动，挖山坡，平出操坝来。学校变废为宝，利用停电的时间组织学生劳动。每天我们都得带锄头箢篼到学校，为停电准备，难受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电，什么时候来电。距离近的同学还好；带着锄头箢篼，背着书包，距离远的同学可就受罪了，放在教室，又怕掉。那个年代，添置一把锄头，对农家来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乱世出英雄，街道边的同学主动站出来，让同学们把箢篼锄头放到他家。
　　 学校外面的墙边和教学楼后面的坎上，有乒乓台，乒乓球和乒乓拍，都是同学自带的。我是没法的，家里确实无钱给我买，也没有多余的木板给我做拍子。课间，有乒乓的地方非常热闹，叫好声，争夺声，此起彼伏。我却没法参与，我得利用课间赶作业，因为回家要忙家务，白天多完成一部分作业，晚上就少熬夜。初中，白天我是会准时“睡觉”的，只要到了上午九、十点中，我就要打瞌睡，好在是语文课，语文老师理解，他不骂我，也不急于喊醒我，语文课睡足了觉，其他课我就不再打瞌睡了。
　　 上初中后，中午没法回家吃饭，就在学校吃。管理学生吃饭就成了学校的一件头疼事情。最初，是大脸盆，几个人一组，有的带米多点，有的少点，有的饭量大，有的饭量小。那个时候，稻米珍贵呢，后来就改为自己带饭盒。学校大门外，有一口井，学校在井边放了木桶和扯水的竹竿，早晨先到的同学从伙食团拿到井边，最后淘洗米的同学负责带回伙食团。伙食团准备有菜，几分钱一份，但是，也得有钱人家才能享用。困难家庭的学生，都是自带菜，有的带泡菜。我家连泡菜都没有，只有辣椒水，辣椒水陪伴我吃了三年的初中伙食团。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好像不会种菜，也不会做菜，会做的就是粮食作物，就是辣椒。现在我父亲还在唠叨：“二娃的喉咙坏了，就是那时吃辣椒水吃多了害的。”笑声中满是歉意。这怎么能怪老人呢？这种生活，和同学生活的差异，反而成了我努力读书的动力。
　　 全乡的同龄人能上初中的不多。记得我们村小，一个年级就有两个班，一百多学生；最终能走进初中的，全乡只有一百个人。桌凳不用自己带，用的是以前的民办初中留下的。我们进初中时，老师带着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过了河，过了桥，像蚂蚁搬家一样，把那里的桌椅搬进了学校。这些桌椅，就像老人，桌面布满皱纹，皱纹深得像杂乱的沟壑，还有不少干涸的湖泊。
　　 家里的穷困，没有让我停止读书，一方面感激我的父亲，一方面感激我的班主任刘老师。每学期开校，都是我家的钱荒时节。家里确实凑不齐报名的费用，父亲求人借钱，从我母亲得病开始，年年求，月月求，已经求伤了。刘老师知道我家的困难，只要我在刘老师面前站着不说话，刘老师就笑着说：“好了，进教室去。”父亲卖了棉花，或者油菜籽等，就尽快把钱补上。这个时候，我家乡已经包产到户了，父亲的勤劳，使家里有了余粮，能换钱了。
　　 刘老师，高瘦，帅气，只是手有残疾，右手只有三个指头。三个指头写出的字端正漂亮，刘老师爱写作，经常让我帮他誊写文章，刘老师的文章有没有投稿，有没有发表，没有听刘老师说。刘老师也爱画，有一次，我们考试，在交试卷的时候，有同学惊叫起来，我抬头一看，黑板上有一幅画，素描线条画，画中的主人公正埋头答题，那脸型，那头发，那衣着上的皱纹，那身材，不就是我吗？我瞪大眼睛，愣在座位上。刘老师听着同学的尖叫，看着呆愣的我，笑笑，拿着卷子走了。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手机，不然，这幅画我就留下了。
　　 受刘老师的影响，我喜欢写作，几乎每周都要写一篇作文，悄悄放在刘老师的办公桌上，刘老师很快修改好，写好漂亮的按语，还给我。有一个遗憾，那时，每次作文刘老师都要写一句“语言宜精练”，我那时根本没有理解“宜”的含义，虽然爱写，虽然刘老师耐心地改，一直保护着我作文的激情，可是，我的作文进步并不大。也许是刘老师没有想到我会那么笨，如果刘老师当时给我说说“宜”的意思，能当面给我批改两次作文，也许我的写作水平很早就会建立一定的基础，就不会有后来的屈辱。
　　 帮我的是刘老师，伤我的也是刘老师，此刘老师与彼刘老师不同。
　　 一次作文练习，写人物的外貌。我写了我的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身高不高，我如实地描写。这位刘老师把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念了，他一边念，一边点评，笑着的嘴里不断发出夸张的啧啧声。后来，办公室的一位老师翻到了我的作文，他对我的数学老师说：
　　 “我念一篇作文给你听，你的学生写的，写得非常漂亮。”
　　 “谁写的？真的假的？”
　　 “真的。要不要听？”
　　 “要听。念吧。”
　　 听完作文，办公室的老师们哄的笑起来。又一个老师抢过作文本念起来，念写身高的句子，就比划老师的身高；念写老师裤子和鞋子的句子，就去翻看老师的裤子和鞋子；念写老师动作的句子，就学老师的样子……在嘲笑和捉弄中，我的数学老师发怒了，差点和念的老师打起来……我没有想到，这会伤害到老师，刘老师也没有告诉我这样写不对，他们既然用我的作文伤害数学老师，就应该知道这样写不对，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还要在班上念？我得感谢数学老师，我恐惧得大脑空白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走吧，以后不要这样写。”
　　 带给我更大打击的事情还在后面。有一次作文，我写了整整10页，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没想到，在作文讲评课上，刘老师点名道姓地痛骂着我，还把他留在我作文本上的一句评语写在了黑板上：“王大娘的裹脚带，又长又臭。”句子下面画了长长的两条波浪线。顿时，我就像被飓风吹刮到了海上，被海浪随意地揉捏着，脑袋中除了怕就是晕乎，如果是站着，我肯定会咚的一声摔在地上。讲评中，刘老师并没有具体告诉我，我的作文哪里处理不当，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