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不再写作文，也不再交作文，直到换了老师。
　　 还有一次，几位老师在一间屋子中烤火，我去问刘老师一个问题，老师看了看我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要问？还是优生！”我红着脸退了出来，从此也不再问刘老师任何问题。直到换了老师。当然，换了老师，已经是我进师范校的事了。可见，刘老师的做法对我的伤害之重。说这些故事，我并不记恨刘老师，反而是他的这些行为让我和第一位刘老师对比，让我去思考很多问题，这对我以后的教学帮助很大。
　　
　　 四
　　 师范校毕业，我到了一所农村初中任教，这所初中在一个老场镇上。
　　 场镇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顺着山势而弧形弯曲，街面宽三四米，两头低中间高，就像农村人用的翘扁担。两旁的房屋简陋而旧，多数都是木架瓦房，偶尔有石柱头嵌在白色的木架篱笆墙中间，不伦不类；场头的房屋应该是后来修建的，泥墙红瓦。唯一具有现代气息的，是一座两楼的水泥楼房，是畜牧站的，耸立在街道的中段。
　　 畜牧站旁边有一个缺口，顺着缺口往山走，是一个泥土操坝，两座破旧的木架篮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对着山，操坝的右边是教学区。
　　 教学区是一个四合院，大门正对着操场。三面是低矮的红砖黑瓦房，大门正对着的是二层楼房，二层楼房中间有一道门，以门为界限，靠山一边是教师宿舍，靠街道一边是教室。穿门过去，是一个长方形的小天井，小天井的对面也是一幢二层楼房，全是教师宿舍。小天井让我感到了狭窄拥堵。顺着宿舍楼梯穿过去，又是一个四合院，是更为简陋的村小。
　　 宿舍都是单人间，只有十来平米，我和一个小伙子挤在一间屋子中，一间床，一张办公桌，两条凳子，已把屋子挤得满满的。没有单独的教师办公室，宿舍和办公室合用。办公桌一半堆学生作业本；备课，一人在桌上，一人在床上。同我一起分到这所学校的，还有三位女教师，她们都是一人一间寝室，后来才知道，她们要么是现任校长的学生，要么其兄长就在学区担任校长。
　　 刚进学校，对吃住都没有要求，在穷苦环境中长大，能有这样的居住环境，已经很满足了。在家里，我和哥住的房子是泥砖草房，我们挤一张床，房间一角是我和哥，一角是羊子，在门旁还有一个石头的大尿缸。这种居住房间，在今天看来，简直不能想象。
　　 我的教室就在二层楼上，很小，只有四十来平米。桌椅和我读初中时差不多，都是布满裂纹和坑洼的老旧木桌。
　　 晚上，伙食团不做饭，得自己做。柴火？几个小女孩家庭条件好，用煤油炉子；住家的教师，烧蜂窝煤，也有烧柴的。我和同寝室的小伙子一起，共买了一个柴炉子，周末我们就去捡柴，晚上做面条，省事省柴。床下，堆放柴棍，炉子边的桌上，是水桶水瓢，下面也是柴棍。做饭炉子就在走廊上，墙壁被熏得乌黑，这就是当时的样子。早晨，要么到街上吃点稀饭馒头，要么就不吃。中午和学生一起吃伙食团，自己一个饭盒，自己淘洗好米，伙食团师傅放在一个水泥大蒸笼中蒸，中午去端就是了。
　　 白天，基本和学生泡在一起，晚上就熬夜备课，生活就像小溪流水一样平静而清澈地流着。
　　 过了两个月左右，学区的所有语文教师要来听一堂我的课。原因是，他们在备课检查中，发现我的备课工整漂亮。备好了课，我请几位老师指点。找到语文教研组长，他是民办教师，满脸的太阳黑斑，这是土地留给他的，他坐在桌子边，没有接我递过去的备课本，很随意地说：“随便弄就是了。上这种公开课，我们也不懂。”我疑惑地看着他，他笑了笑说：
　　 “真的。不骗你。”
　　 我找到一位女教师，她是师范校毕业的，比我们早几年来到这学校。
　　 我和她面对面站着，手里捧着备课本，递给她，她也没有接。她看着我，笑着，那笑就像春天的花，很润泽水灵。花朵里发出清脆的声音：“就那样弄的，我也提不出更具体的。”说完，她笑着转身，进她的教室去了。
　　 我上的是王愿坚的《七根火柴》，结果没上完一半的内容，时间就到了。所幸，发言的老师们都很客气，也许我是新手的缘故吧，他们都找优点说，给我鼓励，把存在的问题都省略了。但是，这堂课带给我的是郁闷，因为没有上完该上的内容，就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他们从常规上课的角度评价，我相信，我是会成为炉子上的烤肉，是会被烤煳的。
　　 学校给我搭配的数学老师，是一位老教师，而且是那时的中学一级教师。一级教师在我们心目中，就是天神，“一级”似乎也就是我们一辈子要追求的高标。听到学校领导的介绍，我很高兴，很庆幸，感觉到了学校的关怀和希望。只是，这位老师每天来得很晚，每天上完他的课就走了。偶尔碰到他，他都笑眯眯地说：
　　 “这段时间家里有点事。放心，不用担心，不会影响学生的。”
　　 我也真没有担心。我大量的时间在班主任工作上和语文教学上，因为那时，我没有感觉到其它学科与我有什么关系。
　　 期末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班的数学学区倒数第一，两个及格，一个80分，一个60分，这么巧合的两个整十数字，好像运动员那黑背心上洁白的号码一样醒目，像钢针一样深深地扎进我的胸膛。这种感觉很快过去，我没有感觉到多难堪，我觉得这是数学老师的事，是他的丑，与我无关。可他并没有感觉到难堪，见面的时候，他还是坦然地笑，还是坦然地说：
　　 “没事，下学期会补上的。”
　　 下学期，再下学期，都没有补起来。他还是那样笑着，过着每一天。
　　 后来，我做学生的鼓励工作，一个女生听完了我的话，她偏头愣愣地看着我，看得我很不自在时才慢慢地说：
　　 “老师，你让我努力，就学语文一科吗？这科再好有什么用？我的数学……”
　　 她的话像冬天的一桶冰水从头倒在我身上，我猛然清醒，我开始发抖。
　　 到了初三，学校分班了，分出一个快班，一个中班，两个慢班。我教一个慢班，班主任，语文。
　　 有老师对我说：
　　 “你教慢班？你去找他们说理。快班的老师，中班的老师，哪一个语文有你好？还不是因为关系。”
　　 当然，我肯定不会去找学校领导说理。我知道我年轻，知道快班对于学生和学校的重要。虽然，我确实想教一个好班，想让自己很快成熟起来，让自己的名字在学区“响”起来。同时，那老师的话，也让我心里起了疙瘩，我首先问自己：他是真的关心我还是怂恿我？我没有去求证。
　　 这件事让我想到了另一件事。
　　 那天开会，校长说学校有一个表彰先进的名额，每位教师要写一篇班级管理的论文，学校根据论文质量来决定推荐谁，不交论文，视为自动放弃。校长还反复强调了这种先进表彰的价值和意义。我也交了论文，交后就像学生盼望考试结果一样，每天都默默地算着时间，盼望着结果的出现。盼星星，盼月亮，结果是连续几个月的绵雨天，星星没等到，月亮也没有看到。过了很久很久才听说，那先进给了副校长夫人，因为她要评职了。
　　 还有一件事。
　　 我值周，守午眠课。巡视到一间教室，一个男生没有睡觉，在看小说。我伸手要小说，这个男生抬起头，直起腰看着说：
　　 “你妈的，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个学生，个子和我差不多高，从颧骨到耳根有一刀疤，很骇人。我被他辱骂了，我也胆怯了。我找到校长和教导主任，说了发生的事情，希望他们给我撑撑腰。校长和教导主任，都笑着说：
　　 “大人不见娃娃过，别和他一般见识。”
　　 我呆愣了一会，走了。后来我听说，这个学生的姐姐，是乡计生办主任。我知道这个不大不小的官具有的震慑力，除了巴结她，谁还会去得罪她。
　　 在我离开这所学校拿到档案的时候，档案袋里有一张纸，是对我的总结评价：“……工作方法简单，脾气暴躁。……”除了午眠受辱事件外，我真的想不出他们给我这个评价的理由是什么，而且这个评价的时间就是午眠事件所在的学期末。今天，那份评价还在档案中，我并没有丢。
　　 在这所学校，带给我最大快乐的，却是谁都不愿意教的慢班。
　　 快班和中班，有升学压力，学生有资料。慢班的学生，就是等着毕业离校，出门打工。我从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那里各要了一节课，用作学生的体育课，学生们喜欢体育活动。他们的语文学习，就是练小字，作文就专门练习编写故事。我不断地示范，课堂示范，单独辅导示范，大力表彰，写得好的小字，贴学习园地，写得好的作文班上念。在复习阶段，我从快班找了一本复习资料，不是刻印给学生——学校也不允许，觉得那没有价值意义——而是念，我念一道题，学生在草稿纸上马上写出答案，马上核对正误，自己给自己打分，做完一题，就做第二题，直到下课为止，下一节语文课接着做。我这不经意的、毫无创意的教学方式，竟然使学生的语文学习激情空前高涨，学生的书写质量和作文质量也让我惊讶。他们的作文，我曾经装订成厚厚的两本，带回我的母校，后来，被油烟损坏，不得不丢弃了。
　　 毕业季，国重职高分来名额，我班有五个。让谁去，学习和表现优秀的不止五个人。刀疤脸家人找到我，要一个名额，我没有同意，虽然他成了我的学生。不是我记仇，而是他的表现。整整一周，我都焦头烂额，觉得这个该去，那个也该。
　　 学生们见我迟迟没有给出答案，一个一个来找我，说他愿意放弃名额，还给我推荐让谁去。有人来要，有人来抢，而这个班的学生却纷纷让……
　　 送走了这个慢班的学生后，我走了，悄悄地离开了这所学校。走时，没有和任何一个领导见面，也没有和要好的同事见面。
　　
　　 五
　　 我回到了初中母校教书。学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读初中时的教室还在，但是，祠堂已经拆了，修建了新的教学楼，红砖黑瓦。教学楼的院墙拆除了，紧挨着新教学楼修建了一幢教师宿舍，也是红砖黑瓦。整个学校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教室里，都吊了顶，新的竹篱笆顶棚，洁白的墙壁；过了几年，又全部换成了层板顶棚。太阳出来，照着红色的墙壁，光辉四溢，喜气洋洋。校园中的大榆树，成了大伞，成了夏天烈日的敌人。夏天，学生们在玉树下上体育课；傍晚，教师们在榆树下吹牛聊天。在远处看，看到的都是树林，看不到房屋。这在当时，是周围羡慕的学校。三年的时间，竟然有这样大的变化，这些钱都是本乡老百姓集资的。
　　 我是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母校的，妻子去小学教幼儿园，还是代课老师，孩子一岁多。一家三口挤在楼下一间十来平米的屋子里。一张床，一间办公桌，一张吃饭的小方桌。仍然没有教师办公室，仍然是寝室和办公室兼用。
　　 做饭，是烽窝煤炉子，炉子就放在阶沿上的门口旁，还有一个柴炉子，一张学生座。我的永久牌自行车只能放在邻居的窗外，他不常住学校。阶沿过往，都得侧着身子。买的蜂窝煤却成了我家的一大难题，最后找到我初中的一位老师，他支招，让我去找学校领导，领导同意后，才和几家教师一起合用教学楼处的一个楼梯间。帮我带孩子的妻子的爷爷，只能在街上给他租房子。
　　 孩子小，每天的尿片子、屎片子，换洗很多，冬天的太阳太温柔，温柔得没有一点力气。于是，父亲给我编了一个竹笼子，竹笼子罩在蜂窝煤炉子上……锅盖上、竹笼子上，搭满了孩子的屎尿片片，当然是清洗干净的。这风景不是我家独有的。有一次遭贼偷，炉子上的炊壶和铝瓢都被偷了，孩子的尿片子被扔在了门前的阴沟中。阴沟很脏，洗菜、淘米、洗衣服的水都在阴沟中，甚至楼上的剩菜剩饭也被冲到了阴沟中。
　　 教室的结构和我读初中时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吊了顶。教室里再也看不到亮瓦，看不到亮瓦处那方形的光柱，看不到光柱中飞舞的“虫子”。
　　 冬季，小街仍然经常停电，上午的教室很暗。但是，学生们可以买蜡烛了，买得起，能买到了。我走近教室，学生读着书，啪的一声，灯全熄了，桌凳移动声杂乱地响起，学生们纷纷跑出教室……
　　 教室里，一只蜡烛亮了，两只蜡烛亮了……烛光在读书声中温柔地摇摆，读书声成了蜡烛舞蹈的伴奏。这时候最漂亮的是玻璃窗，偏头一看，窗子里是一团摇曳的烛光，烛光在操场的空中，烛光在教室后的山坡上，像开放的白色芭茅花，像白色的丝茅草花，一穗穗，一团团，美丽诱人。
　　 我还是当班主任，教语文。
　　 我把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教学上。
　　 这个时候，穷困家庭的孩子还多，报名欠费，是常事，但是，我不催他们，更不赶走他们。因为，我没法忘记我读书时的窘况，没法忘记刘老师的好。说来奇怪，我和这些穷孩子保持的联系最为持久。他们走出校园后，挣到了钱，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是书，大军的《语文知识词典》，小刚的《英才是怎样造就的》，小波的《鲁迅全集》，小丽的《灯下漫笔》，……后来，每批学生毕业，送我的礼物，都是书，他们知道我喜欢书；我送他们的，是我自费出版的小说。
　　 每天课间，我的家门口都站满学生，他们拿着作文本，排着队，因为他们的作文本有一个红红的“找”字。人太多，我只留下一个或者两个，其他的让他们先去问其它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