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脏乱差的校园环境，程时年的心上仿佛吊上了铅块，直往下坠，拽得发疼。不怕旧，就怕乱。旧是时光的产物，乱是懒惰的结晶。旧是无能为力，乱是不愿作为。程时年暗暗发誓，要用三年时间改变这一切。如果做不到，就引咎辞职。程时年不想做一个无所作为的校长，他要在丹霞小学的校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程时年说干就干。程时年目前最迫切最想要干的是重新夯筑校墙。已经出事了，如果再不做，就是在害命。所以，程时年准备从重新夯筑校墙开始，烧起自己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夯筑校墙这事看起来简单，黄土遍地都是，工具家家都有，但真要干起来还是不简单，因为这是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仅凭学校几个老师或者孩子们显然做不了。要做也只能靠丹霞大队的全体社员。而社员们愿不愿意呢？这个程时年没有把握。不过程时年知道丹霞大队的社员们愿不愿意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取决于各队的生产队长，而各队的生产队长愿不愿意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取决于大队书记徐国斌。只要大队书记徐国斌愿意，队长们也就愿意，最后社员们也就愿意，因为这是生产队派的活，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得做。否则，没工分。而没工分就没粮吃。这是乡下权力的逻辑，也是乡下政治的生态。在乡下生存，必须尊重这个生态，懂得这个逻辑。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拿下徐国斌。
　　 为此，程时年花了几个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了一份治理丹霞小学校园环境的详细提案。写好之后，程时年先召集全体老师们开了一个会，他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丹霞小学的全体老师其实总共只有四位，校长程时年，公办教师崔彪，民办教师张彩霞，右派分子李中正。人都到齐后，程时年讲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让大家讨论，发表意见。
　　 最先发言的是崔彪。崔彪由于竞争校长失败，对程时年耿耿于怀，认为是程时年坏了自己的大事。所以，这段时间以来表面上和程时年和平相处，但暗地里处处掣肘，说些阴阳怪气的风凉话。崔彪试图拉拢张红霞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张红霞并不买账。为此他对张红霞也恨之入骨。又想拉拢李中正，但一想李中正是个右派，和一个右派站在一条战线上，除非自己脑子被驴踢了，否则就是在自寻死路。所以，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直到这时，崔彪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在丹霞小学实际上是个孤家寡人。发现这一致命的现状之后，崔彪收敛了好多，不再乱说乱动。崔彪蛰伏了下来，在等待时机，给程时年致命一击。好了，机会来了。校墙到了，砸伤了学生，看他程时年怎么收场。于是，崔彪带着一副幸灾乐祸的心思在等待着事态的恶化。那天听到学生被埋的消息后，崔彪其实刚从教工厕所出来，本来是可以参与救援的，但他并没有，而是偷偷地又返回到了厕所。在厕所里崔彪差点高兴得笑出了声，但终究还是心虚，待了五六分钟，假装才听到跑到了现场。这时孙大牛已经被刨出来，昏迷不醒。崔彪以为人已经死了。但听程时年说“还有气”，心中不免有些失望。接下来他又听孙大牛在医院昏迷不醒，又起了希望，可很快又传来手术非常成功，再度又陷入失望。再后来又听说医药费无法解决，程时年愁得头发都白了，嘴上都起了泡，又开始高兴起来。这次的高兴一是看程时年怎么解决？二是庆幸自己没当成校长，否则自己就得掏腰包。可惜，上级让他再次陷入到了失望中。上级不但帮着程时年渡过了危机，还轻描淡写地处理了程时年，只是给了行政处分。不过，想到程时年终究还是挨了处分，还是让他感到出了一口恶气，心里稍微才好受了一些。
　　 现在程时年提出要修校墙，崔彪当然表示反对。崔彪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逻辑，也很有政治觉悟。崔彪说学校这么穷哪来的钱修校墙。不能学生出了事，我们就修校墙。再说这么多年校墙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都没出事，怎么现在就出事了？关键是平时安全教育抓得不够，管理松懈造成的。现在急需要做的是整顿纪律，加强安全宣传教育，而不是修校墙。难道校墙修好就不出事了？程时年听出来了，崔彪这是在变相批评自己，是嫌自己政治觉悟不高，管理松散，才导致事故发生。程时年想辩解，突然发现崔彪的讲话没有一点漏洞。公社教委给自己处分主要就是这个原因。这时程时年才感到有些不妙。但他还是很快冷静了下来。这个时候任何的辩解都是多余，还显得自己不够成熟和大度。不过，既然崔彪说话了，自己不表态也不合适。于是就说：“崔主任说的很对，出了这么大的事，的确是我疏于管理，没有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造成的。我向大家道歉。”说完站起来，冲大家鞠了一躬。崔彪本来想程时年可能要反击，但谁料程时年却来了这么一招，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语塞，反而说不出话来。
　　 张红霞是个聪明人，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这是崔彪在报复，故意抬杠，于是就想替程时年解围，便说：“事情已经出了，上级也做了处理，这些事就不要在纠缠了。现在关键是讨论校墙该不该修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必须修。”。接下来张红霞就说了必须修的理由。张红霞的理由听起来非常有格调，充满了超前性。因为张红霞认为只有改变了校园面貌，才有可能吸引甚至留住老师。张红霞说这话是夹杂了私心的。张红霞民办教师干了也四五年了，眼看着自己一天天长大变老，特别想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如意郎君，当然最好是老师，最好是和自己在一个学校。上次好不容易分配来一个男老师，尽管人不怎么样，但其他条件都符合张红霞的择偶标准，张红霞都已经准备动真感情了，男老师却不辞而别，理由是丹霞小学条件太差，这样一个连像样的校墙都没有的学校，怎么能够容得下他要改变中国教育的一颗博大的雄心呢？张彩霞一头热的恋爱还没开始就无疾而终，让她倍受打击，进而对校墙生出了深仇大恨，恨不得一把推到，亲手来把新世界建造。现在好了，新校长上任了，新校长要替她改变这一切了，那么新的爱情还会远吗？所以，程时年一说，张红霞就差举双手赞成。
　　 三个老师两个发言了，现在是一比二。接下来该李中正发言了，但李中正板着嘴，板着脸，没有反应。程时年便说：“李老师，你的意见呢？”李中正还是没反应，坐在旁边的张彩霞推了推他。李中正像受到电击一样，“唰”的一声从凳子上弹了起来，一脸紧张，非常局促地回答道：“报告校长，我没什么要说的。”看着李中正的样子，程时年突然意识到李中正是一个右派，已经习惯了批斗的生活模式，凡是点名让他发言的，他都会这样做，便以平和的口气说：“李老师请坐下说话，我们在讨论修校墙的事，你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必太拘束。”李中正刚坐下，一听又弹了起来，大声回答道：“是。我赞成！”说完复又坐下。
　　 程时年对待李中正的态度总体上来说是平等的、平和的、平静的。按理李中正是右派，自己应该以秋风扫落叶的无情态度对待之。毛主席都说了对待阶级敌人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程时年做不到。李中正怎么看都不像个凶神恶煞的阶级敌人，让他自始至终都恨不起来。尽管有时候为了做给人看，也会声严厉色，但背过身去却满是自责。程时年对待李中正的这种暧昧的态度，其实说起来与他对右派的看法有关。关于右派，程时年一直都搞不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既然是个罪名，按理那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应该都是些凶神恶煞之人，可这些年他见过的大多数右派，不是身世坎坷令人同情，就是心底善良令人怜悯，一点都不坏。不但不坏，他们大多还非常有知识和文化。这种怜悯之心令程时年常常陷入迷茫之中，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与其说程时年能平和对待李中正，倒不如说是李中正让程时年充满同情。
　　 三比一。尽管崔彪不同意，但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没再说什么。
　　 虽然崔彪的不同意令程时年心生不快，但其他老师们都没意见，那就说明大方向是对，这么一想，程时年的心情随之也好了许多。程时年带着这样的好心情，拿着提案，像个新郎官第一次上丈母娘家那样，忐忑不安地去拜会大队书记徐国斌，但不巧徐国斌正急着出门。徐国斌接过提案看也没看就放在了桌子上，抱歉地说：“程校长不急，我这还忙着去处理家庭纠纷。一队的王赖子喝了酒打女人，女人气不过，喝了农药，差点死球掉，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她娘家哥天天来闹，我得先去处理这事。等我回来，看完再说。”程时年说：“行，到时候我再找你。”徐国斌一听忙说：“不劳驾你，我去找你。”
　　 一晃四五天过去了，迟迟不见徐国斌的身影，程时年不免有些焦躁。同意还是不同意，给个准信，也好让自己安心。即便是不同意，他也是可以理解。丹霞大队毕竟太穷，社员肚子都吃不饱，天天都在为生计而发愁，哪有精力和心思翻修校墙。
　　 其实，程时年想错了，徐国斌没来找他并不是因为不同意，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和各生产队的队长们就提案达成一致意见。
　　 那天在处理完一队的家庭纠纷之后，徐国斌回到办公室，第一时间就仔细阅读了程时年的提案。程时年的整治校园环境的提案总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夯筑校墙；第二部分是平整校园；第三部分是美化校园。看完之后，徐国斌感觉热血沸腾。程时年的提案仿佛一枚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让他激动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丹霞小学的校园环境是他去过的学校中不是最差的，起码也是之一。倒塌的校墙，破烂的教室，简陋的桌椅板凳，看上去比饲养场好不了多少。每次上面来人，徐国斌陪着到学校参观，都有一种脱掉裤子让人看到了丑陋的下身的感觉，又惭愧又自卑。所以徐国斌早就有整治的心思了。可是大队穷，没钱。徐国斌想等年成好一点再做，谁知这一等就是好几年，年成似乎总也好不起来。现在一场暴雨，校墙倒塌，还砸伤了学生，校墙的事情看来不做都不行了。但怎么做还得和生产队长们商量。大队有权，但大队没钱没人，还是要靠各个生产队想办法。所以这几天徐国斌没过来找程时年是因为正在忙着和五个生产队的队长和副队长沟通，等好不容易召集在一起，会上大家又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徐国斌让文书小赵一一做了记录，完了他认真做了梳理，发现争论最多的问题如下：
　　 一、钱的问题，从哪里来，谁来出？
　　 二、午饭问题，有几个队离学校较远，中午回去吃饭，来回耽误时间，怎么解决？
　　 三、工分的问题，怎么记？记多少？
　　 四、土的问题，筑墙的土从哪里取？取哪个生产队的？
　　 五、米数的问题，每个生产队夯多少米？是平均分配，还是按人头计算？
　　 六、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动工？
　　 都是些具体的问题，但也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很有可能会遭到抵制，开不了工。
　　 徐国斌带着这些问题找到了程时年，提案是程时年写的，他肯定有考虑，徐国斌想要听听程时年的意见。程时年听了徐国斌的汇报已经大致判断出了徐国斌和生产队长们的态度，他们不反对重建。这就好办。只要不反对，具体的问题再具体解决。
　　 于是，程时年和徐国斌两个人在校长办公室消磨了一个下午的时光，喝光了一壶老福茶，抽完了两包香烟，上了两三趟厕所，忍受了饥饿的折磨，费了不少的口舌，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沟通、协商，甚至还不时地红红脸，争吵两句，但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拿出了解决的具体细节和办法。
　　 当生产队长们再次被召集起来后，徐国斌逐一就大家所提的六个问题作了耐心细致，雅俗共赏，有笑有骂的解答。具体如下：
　　 第一个钱的问题，不用出钱，出力就行。原因是土不需要买，工具每个生产队都有。至于有队长提出没有，徐国斌假装很生气，骂道：“没有？谁相信？你们家的猪圈墙难道是金子铸出来的吗？”说话的队长一看书记生气了，低下了头，不做声了；第二个午饭问题，各生产队从库房里拿出一部分公粮，磨成面粉，就在工地上开伙，免费供应，节省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第三个工分问题，考虑到夯墙是个体力活，男劳力每天记1.5个工，女劳力每天记1.2个工。当然为了防止窝工，也考虑到各个生产队还有其他活需要人手，每个生产队每天上工的人数自行掌握，原则上一家一天出一个人，可以轮换着来。队长们一听工分记的是最上限，都说这就不愁抽不出劳力，也不愁没人参加了。第四个取土的问题，就地取，把原来的墙推倒填埋进去，不足的部分自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自己解决。第五个米数问题，这个已经派小赵文书和会计去量了，总数除以生产队的人数，人多的多夯，人少的少夯；第六个时间问题，早了影响秋收，晚了天冷了，地冻上不好取土，就安排在秋收完的十月中下旬。说完，徐国斌问：“还有问题吗？”
　　 还能有什么问题，吃喝拉撒都考虑进去了，还能有什么问题。
　　 “没有？那还坐着干嘛？难道要我请你们喝酒？”
　　 有人开玩笑说：“那敢情好呀！”
　　 徐国斌说：“只要大家把事情干好，干漂亮了，我会请大家喝酒的。”
　　 于是，生产队长们各自回去动员安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