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一直没有说我的四姨。怎么说呢，在姥姥家，四姨是一个伤疤，大家小心翼翼，轻易不去碰触。在旧院，四姨是一个忌讳。
　　 如果你对乡村还算熟悉，那一定知道乡村里的戏班子。在乡间，总有人迷恋唱戏，收几个徒弟，吹拉弹唱，排练一番，一个戏班子就诞生了。乡间的习俗，逢丧事，但凡家境过得去的人家，丧主总要请戏班子唱上几天。期间，酒饭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酬金。在当时，算是可观的收入了。然而，当四姨闹着要去学戏的时候，姥姥坚决不依。姥姥的看法，唱戏是下九流的行当。戏子，更是为朴直本分的庄户人家所不齿。四姨一个好端端的闺女，怎么能够入了这一行。四姨哭，闹，撒泼，绝食。姥姥只是不理。小孩子，示一示威罢了。况且，在这几个女儿中，四姨的孝顺乖巧，向是出了名的。按照姥姥的盘算，是想把这个四女儿留在身边，养老送终。可是，姥姥再想不到，四姨会喝了农药。当终于救过来的时候，四姨睁开眼，头一句话就是，我要唱戏。姥姥长叹一声，泪流满面。
　　 农闲的时候，晚上，村南老来祥家的矮墙里，就会传来咿咿啊啊的戏声。这是老来祥在教戏。据说，老来祥的父亲是地方上有名的旦角儿，人送绰号小梅兰芳。唱起梅兰芳的段子来，简直出神入化，名动一时。后来，小梅兰芳因情自尽，身后，落下一片唏嘘，人们都说，这是颠倒了，错把戏台当作人间了。论起来，老来祥也算是有家世的了。自小，老来祥就迷恋唱戏。一个男孩子，说话，走路，却全是女儿态度。人家的一句玩笑，就飞红了脸。就连笑，也是兰花手指掩了口，娇羞得很了。为此，村子里的人，尤其是男人们，常常拿他调笑。老来祥一直未娶。谁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呢。公正地讲，老来祥人生得周正，标致倒是标致的。穿了家常的衣服，举手投足，也自有一种倜傥的风姿。但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风流韵事。因此，对于老来祥的态度，村人们是含糊的。感叹，也宽容。这样的一个人，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也跟着四姨去学戏。老来祥坐在太师椅上，怀里抱着胡琴，微闭着眼睛，唱一句，四姨学一句。四姨站在地下，拿着姿势，唱到委婉处，看不见的水袖就甩起来，眉目之间，顾盼生情。灯光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一招一式，生动得很。我看得呆了。眼前这个四姨，忽然就陌生了。这个唱戏的四姨，不是我平日里熟悉的四姨了。平日里，四姨是羞涩的，内向，寡言，近于木讷。而且，四姨也算不得好看。四姨的鼻子扁了一些。四姨的脸庞也宽了一些。女孩子，总是瓜子脸，才来得俊俏，我见犹怜。可是，唱戏的四姨，就不一样了。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光彩。真的。后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四姨唱戏的样子。痴迷，沉醉，灯光下，她的眼睛里水波跳荡，流淌着金子。
　　 四姨天生是块唱戏的材料。扮相甜美，嗓子又好，在台上，只一个亮相，不待开口，台下就轰动了。老来祥微闭双眼，把胡琴拉得如行云流水。四姨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台下霎时风雷一片。我姥姥坐在家里，拣豆子。我姥姥拒绝去看四姨唱戏。可是，她却无法阻挡四姨的声音。四姨的声音像细细的游丝，一点点蜿蜒而来，飞进旧院，飞进姥姥的耳朵里，飞进姥姥的心里。姥姥拣豆子的动作明显慢下来，慢下来，凝住，嘴里骂一句，这死妮子——长长地叹一口气。
　　 流言是慢慢传开的。说是四姨跟老来祥。这怎么可能。村里人都说，按辈分，老来祥当是叔叔辈，虽说早出了五服，可再怎么，人家是水滴滴的黄花闺女，嫩瓜秧一般，老来祥一个老光棍——也有人说，唱戏，能唱出什么好来？戏文里，才子佳人，演惯了，就弄假成真了。有人就唱道，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就笑起来。
　　 那些天，旧院出奇地安静。我姥姥照常下地，忙家务，脸上却是淡淡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自己养的闺女，自己怎么不知道呢。她早该想到的。自从唱戏之后，四姨就不一样了。原是说这四姑娘性子木一些，调教一下，也好。可是，谁想得到这一层。其时，老来祥，总有五十岁了吧，或者，四十九，唱了一辈子戏，谙尽了风月——四姑娘又是这样的年纪——怎么就想不到呢。姥姥很知道，一个女人，最不能在这上面有闲话。姥姥家里，旧院，出嫁的，待嫁的，全是女儿家。这种闲话，尤其具有杀伤力。我姥姥坐在院子里，手里的棒子一起一落，把豆秸砸得飒飒响。四姨躲在屋子里，只是沉默。
　　 这个冬天，四姨再没有去唱戏。腊月，四姨出嫁了。嫁到河对岸的一个村子。四姨父，我是见过一面的。个子矮一些，跟高挑的四姨站在一起，尤其显得矮小。人却老实。姥姥说，人老实，这是顶要紧的一条。出嫁那天，是腊月初九。雪后初晴，格外的冷。四姨穿着大红的喜袄，勾了头，坐在炕上。响器班子站在院子里，卖力地吹打。新女婿早被人涂了一脸的黑鞋油，像包公，嘿嘿笑着，只露出白的牙齿。陪送的人再三劝道，走吧——不早了，路远。四姨这才慢慢站起来。院子里，唢呐更热烈了。四姨推着披红挂绿的自行车，一步一步，走出旧院。四姨化着严妆，那一刻，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四姨在想什么呢？戏里戏外，天上人间。四姨再不会想到，这一点小小的挫折，跟后来漫长的人生磨难相比，不值一提。真的，不值一提。
　　 后来，我总是想起四姨唱戏的样子。那是她生命中盛开的花朵，娇娆，芬芳，迷人，也危险。作为一个女孩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隐隐地认识到，美好的，总是短暂的。我开始害怕看姑娘们出嫁。而在此前，我是那么热衷于看热闹，挤在人群里，心神激荡。相比之下，我喜欢那些绣鞋垫的日子。描画着，憧憬着，然而，都在远处。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旧院又平静下来。我姥姥立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鞭炮的碎屑，空气里还有硫磺的刺鼻的味道，雪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一道道车辙，交错着，纠结着，终是出了旧院。姥姥把胸中的一口气慢慢吐出来，长长的，在眼前缠成一团白雾，也就一点一点散了。
　　 姥爷是照常地无所事事。田地里，难得见他的影子。他多是扛着猎枪，在河套的树林子里消磨光阴。家里的事情，他懒得管。他只知道，即便天塌下来，有姥姥顶着。他放心得很。经了四姨的事，姥姥的脾气渐渐大了。这么多年，她是受够了。男人，都是遮风挡雨的大树，可是，在旧院，姥爷却先自缩起来，把她这柔软的性子，生生地百炼成钢。是谁说的，一个家里，如果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也就不是女人了。这是真的。先前，姥姥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女子，在娘家，虽小门小户，却也是娇养得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了人，不待开口，先自飞红了脸。说起这些，谁会相信呢。姥姥大闹一场。她坐在炕上，哭，只觉得委屈得不行。四姑娘的事，要不是姥姥做事果决，怎么能够这么干净爽利。是她，把这杯苦酒，自斟自饮了，还不露一丝痕迹。她知道，这种事，在女方，最是张扬不得。尤其是，旧院一大群女儿家，人们的嘴巴不济，张口闭口，不经意间，就伤了这个，带了那个。她知道其中的厉害。她必得把这一口气，咽回肚子里。也有好事的人来探口气，既然事已至此，不如顺手推舟——老来祥人还不错。姥姥心里冷笑一声，怎么可能。不要说年纪辈分不对，把一对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皮子底下，这后半生，可怎么做人？姥姥脸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托了人，把男方家底都一一摸清，自忖闺女过去受不了委屈，就下了决心。这其中的坎坷煎熬，能跟谁讲？姥姥坐在炕上，哭道，聘了这几个闺女，哪一个不是我，一应的琐事揽下来，日夜撑着——要他这个男人做什么？
　　 后来，我常想，可能是从那一回，姥姥才铁了心要招一个上门女婿，以壮门户。
　　
　　 【四】
　　
　　 现在，我得说一说我的母亲。我说过，我母亲排行老二。可是，在旧院，母亲却是老大的角色。大姨被寄养在姨姥姥家，再没有回来。母亲人长得俊俏，在姐妹中，很是出类。又做得一手好针线，甚至，比姥姥的功夫还胜一筹。人也伶俐，很能替姥姥分忧。几个妹妹，都是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母亲没念过书。对人情世故的判断，全凭了天生的悟性。起初，姥姥是立意要把母亲留在身边的。那时候，在乡下，上门女婿，是很丢脸的事情。想想看，有谁愿意把儿子养大，白白地送给别人呢？就只有找那些外路人。外路人，就是外地人的意思。山里人，娶不起亲，又向往平原上的好光景，做上门女婿，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也有本地人。兄弟多，家境窘迫，父母往往就把牙咬一咬，舍了脸面，把儿子送给人家做女婿。我父亲就是这样到了旧院。
　　 我父亲也是本村人。家里兄弟五个，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的奶奶是一个小脚女人，好吃懒做，没有什么心肝。不讨男人喜欢，在婆婆跟前受了一辈子的气。可是却会刁难媳妇。她漫长的一生，是一部丰富的婆媳战争史。其中，我的母亲，是最为曲折的一章。父亲到了旧院，自然是处处恭谨，这样的情势，他也不得不把自己刚烈的性子屈抑了。好在，父亲和母亲，相处还颇融洽。姥姥的意思，是想让父亲改姓，随着翟家。父亲哪里肯。我说过，父亲是一个性格刚硬的男人。改姓，在他看来，简直是辱没门楣的事情，是一种耻辱，是对宗族的叛逆和玷污。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是一个不能妥协的立场。可是，姥姥自有她的逻辑。既然是上门女婿，父亲就是翟家的人。翟家的人，自然要姓翟。这是一个不容争议的问题。矛盾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播下了种子。旧院，迎新的气氛尚未散去，一场战争，已经风雷在耳了。双方僵持，对峙，在其间，最为犯难的，是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五岁。新婚的喜悦还未及细细品味，漫长的煎熬就已经开始了。能怎么样呢，一面，是自己的男人，一面，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坐在院子里，看着一朵枣花慢慢落下来，落在印着红喜字的脸盆里，在水面上悠悠转着。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在旧院，姥姥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如今，在女婿面前，竟是碰了壁。她恼火得很。然而，女婿毕竟是女婿，虽说是上门，终究不比儿子，可以当面锣对面鼓，直来直来。姥姥病了。姥姥的病是虚病。这地方，管莫名其妙的病叫做虚病。据说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病人身不由己。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纺车。你见过纺车吗？在乡村，怎么能没有纺车呢？农闲的时候，或者，晚上，女人们盘腿坐在草墩子上，纺棉花。一只手摇着纺车的把手，另一只手捏着棉条子。纺车嗡嗡唱着，长长的棉线就从棉条子里慢慢扯出来，扯出来，缠绕在锭子上，半天工夫，就出落成一只丰满的线穗子。女人们拿这线穗子搓绳，织布，一家人的衣裳鞋袜，就从一架纺车上来。姥姥是纺线的高手，我母亲她们姊妹的纺艺，都是姥姥手把手教出来的。姥姥病了以后，不再下地，家务也不理，只是坐在纺车前，整日整夜地纺线。姥姥嘴上叼着烟袋，手摇纺车，唱戏。一家人都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我母亲跪在一旁，流泪。姥姥微闭着双目，不看母亲一眼。父亲在屋里坐着，对着墙，一脸的铁青。其他的人，谁敢劝？姥爷是这样一个人，醉心于河套里的树林子。家里的这场混战，他是懒得问。几个姨们都年幼，只知道一味担心着姥姥。有谁懂得母亲的苦楚？那一年，母亲十九岁。姥姥逼着母亲同父亲离婚，其时，母亲已经有了身孕。多年以后，母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不知为什么，总是提起这段旧事。母亲叹口气，说，你姥姥，可真会逼人，可真会——后来，我常常想，姥姥的强硬，父亲的固执，当年，十九岁的母亲，是怎样在这种处境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或许，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一生的病痛暗然生成，这病痛，令母亲饱尝煎熬，最终让她撒手尘世。
　　 改姓的风暴还没有平息，母亲临产，大姐出世了。这对姥姥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姥姥一生养育了六个女儿，她绝不希望看见下一代再有女婴降临旧院。姥姥招了上门女婿，原是想替翟家接续香火的。如今，改姓不成，又生了女孩，姥姥的病症越发重了。月子里，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她觉得欠了姥姥。在这个家，在旧院，她没有颜面。姥姥让大姐称她奶奶。她是把大姐当成了孙女。由于父亲的坚持，最终还是没有改姓。日子似乎就这样过下去了。然而，有时候，世间的事就是如此难料。母亲又生下了二姐。姥姥的病又犯了一回。比先前更甚。那时候，大姐不过两岁多，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姥姥在纺线，唱戏，不孝儿在眼前心肝欲碎——母亲躺在炕上，看着二姐皱巴巴的小脸，只有流泪。父亲也更加沉默了。在旧院，轻易不说一句。
　　 两年以后，当我出世的时候，姥姥已经彻底绝望。她决定让父亲和母亲走。或许，她早已经萌生了此意，只是碍于脸面，无法出口。父亲和母亲离开了旧院，带着三个女儿。也就是说，姥姥招了上门女婿，现在，又不要了。父亲和母亲一时找不到住处，就借了人家一间房，暂且栖身。后来，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我的父母亲，两个年轻人，带着三个孩子，如何凭着一双手，白手起家。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父亲和姥姥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说过，我的奶奶是这样一个人，懒惰，自私，少心没肺。面对自己儿子的困厄，非但没有母慈之心，竟是袖手旁观。兄弟们，也都担心父亲回来分割微薄的家产，齐了心要冷落他们。父亲和母亲，至此，尝尽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是真的。父亲和母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常常是硝烟弥漫。有时候，从外面疯玩回来，看见家门口挤满了人，有的在看，有的在劝，知道是父母又吵了架。母亲的呜咽一阵阵传来，夹杂着父亲粗重的喘气声。一颗小小的心就立刻缩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