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封料的试验，差一点走进死胡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弹性和塑性好的封料，密封性就不好。能力和财力都有限，我们不可能有更多的材料和时间做试验。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弟子们经过这一番辛苦也有了经验，他们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我们把做过的试验折中一下。做气密性试验不透水汽，对零部件损坏最小而不要求为零。说起来简单，为此我们几乎又重做了一次。那一番劳作，真是苦不堪言。最后总算基本解决。看上去很简单的灌封，彭道军就没有注意，竟然成了我们最棘手的难题。这是个隐性问题，之所以被我发现，得益于我做半导体器件封装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也是怪不得彭道军的。
　　 但是电路元器件的参数的选择，产品的结构等存在问题，彭道军是有责任的。在批量生产中，问题一个个地暴露了出来。解决了灌封问题之后，我又带领麾下杀了回来。又经过几个月的辛苦，经过我悉心的一一指导，弟子们终于可以独立的操作了。实在难发现的故障，我就和他们一起分析，把思路和方法讲给他们听，和他们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和节能灯一样，组成它的某些零部件，参数的离散性很大，它的负载——就是那些霓虹灯管，离散性也很大。在我推导那个花花架子公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个极大的麻烦事。因为我怕这个麻烦，我没敢把节能灯带来，但是结果还是没有逃脱这个命运。这事在理论上是无解的。我万般无奈，也心生恼火，只好带领和指挥他们把那些参数离散的元器件，根据他们离散的情况分成若干档。分档太粗不起什么作用，太细了生产周期太长，成本提高。然后根据分档的情况进行最佳的搭配，使得任何一档的产品，元器件参数的离散性就小了很多。最后，根据各档的情况分别进行调整，结果就好得多。现在说时容易，只有几句话，但是那时做起来苦的够惨。惨到我的胃病发了，七个月以后才好；青光眼加重了；脑神经衰弱复发，睡不好觉；血压跟着升高……
　　 但是我没有停下来，也不能停下来。
　　 我每天坚持写日记，写攻关记录，写理论分析。这些东西变成不讲课的教案，有几个弟子每天都要拿去看和抄录。
　　 一年以后，生产稳定了，产量逐步上升，最高月产达3000多台，净利润达10万元。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公司，在那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晟旺公司声名大震，一改过去的落后面貌，摆脱了困境。
　　 弟子们都能独挡一面，基本上掌握了相关的理论，成了名符其实的技术员和工程师，我也勉强算作一个总工程师了。
　　 我又给他们讲了一次课，题目是如何写科技论文。指望他们将来能够多动脑筋分析问题，多写总结，多写技术报告，多向杂志投稿。这样，对于他们未来技术水平的提高，评技术职称，都能有帮助。总之，是再一次地希望他们能够成才。
　　 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和弟子们没有居功自傲，又马不停蹄地投入新产品的开发。
　　 七
　　 一年下来，生产形势不错。用时下官媒的套话，叫做产量稳定，质量稳定，工人情绪稳定……。
　　 不过，我这个总工程师可不是如今的昏官，没有高枕无忧。虽然生产线上仅仅是一些常见病，少见特例，但是，越是这样的歌舞升平，我越是提防它美妙的背后隐藏着的魔鬼。
　　 果然，随着产量的上升，那“常见病”却超比例地上升，变成了严重的“多发病”，像瘟疫一样袭来。我检查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避免的人为故障，和产品刚上马的时候一样，是疏于管理的结果。
　　 于是我又当起了四清运动时候的政委角色，在车间里向几个头头大发雷霆，向工人们宣讲厉害关系。苦口婆心——工厂是我们的饭锅，我们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人，要大家共同维护；如果我们都不负责任，把锅给砸了，我们大家都没饭吃。（呵呵，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他们还是有饭吃的，不过已经不是工厂的主人了，饭碗说砸就砸。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不提。）
　　 我先是婆婆妈妈地啰嗦，虽然口沫飞溅，但还有些耐心；后来我被逼的发飙，虽然没有动粗口骂人，那声色俱厉的气势却叫他们惊悚。
　　 “这样下去你们要毁了这个工厂！你们这是在砸你们自己的饭碗！你们这是在自杀！你们要后悔的！”
　　 “傅工，我们就拿那么一点钱啊，不够用。”一个工人事后小心地对我说，“到月底我们还要跟父母要钱，多丢人啊。”
　　 “如果哪个月有朋友结婚，我就必须借债，要不然我就得喝西北风。”一个工人对我说，“照这样下去，我哪年才能结婚？不是要当一辈子的和尚啊？那么多的和尚不是要把庙门给挤破了？”
　　 “我们连买化妆品的钱都没有……”一个女工小声地嘀咕着说。
　　 听了这些话，我吃了一惊。后来我一查，工资果然很低。我这才意识到我是站着讲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还说饿汉没力气（唉，其实我也是一个饿汉呢，工资虽高一点，但是负担重啊）。
　　 他们后悔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经过我后来几乎要骂娘的几次雷霆，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一只巨大凶恶而又隐蔽的无形黑手伸了进来。那些老总们的工资，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像变戏法似的突然增大了几十倍。当人们还过魂来，用手察察眼睛仔细看的时候，自己的工资还在原地踏步踏，老总们却飞黄腾达，成了富翁。他们感觉不对了，老总们怎么和我们差那么多啊？物价在不停地涨，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啊？于是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了。
　　 生产线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解决。任凭我喊破喉咙，舌敝唇焦；擂破桌子，哪怕折断手指，也无济于事。
　　 废品大量增加，我心急如火。无奈之下，我只得带领弟子和部分工人进行抢修。那不是一般的修理，就好像给人开颅动手术一样，风险是很大的，弄不好就彻底报废了,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既要耐心还要细心，不仅要流汗，还要流血。既要凿开坚硬的树脂，又要保护好里面的零部件，凿破手是常有的事。我和弟子们为了修复一个产品，一个个汗流如注。虽然如此忘我的辛苦，被修复的产品很少。尽管这样，我和弟子们仍然坚持不懈地修下去，积少成多，总比不修要强。日复一日，我们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修的越来越快，成功率也越来越高，那成堆的废品日渐减少，最后终于消失。
　　 然而，大厦将倾，在下面补砖加瓦是挽救不了的。
　　 就在我们挥汗如雨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有好几个销售员传来如五雷轰顶般的坏消息，这坏消息传到了生产线上，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们的产品在外面大批量地出问题，用户拒付货款。
　　 听了这个消息，我的大脑嗡的一震，几乎站立不稳。如此严密的组织，已经生产两年多了，一直很正常，怎么突然出这么大的问题，事先没有一点征兆？但是职业的习惯使我没有多想，立刻对他们说，把坏了的拿回来修，查找原因，再补给人家好的。哪知他们却说，那么多我们怎么拿呀？我说，拿不动不能托寄吗？人怎么那么死板？带一个回来给我们解剖也拿不动吗？对此，他们的回答是沉默。后来果然回来一批问题产品，可是比之发出的数量，根本远不是什么大批量。出现的问题也是常见病，没有一台“疑难杂症”，证明生产线上没有问题。对这事后来我不再过问，客户以质量为借口拖欠货款也是常有的事；在我以前的电子公司，那是屡见不鲜的。生产依旧，蒸蒸日上，那几个销售员还是一个劲地催着发货。使我觉得奇怪的是，有的销售员虽然销售不多，货款却能全额回笼，废品很少，和那几个销售员严重的不成比例。更使我惊奇的是，两个定点销售的地方，就是所谓驻某地的办事处，他们要货最多最急，货款回笼却是最少的。我现在毫不怀疑，他们就是那无形黑手手背上的根根汗毛。
　　 泡沫膨得再大再好看还是泡沫，总有破裂的时候，鲜花般的繁荣是维持不了多久的。集团公司的老总眼见资金潮水般的流进去，却像进了无底洞似的不见出来。于是立即刹车不再投入。按理说，这么多年了，不投入也可以维持生产甚至还可以发展，事在人为。然而晟旺公司却像断了奶似的从此一蹶不振，开始的时候还有产品往外发，后来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顿，没有产品可发了。
　　 彭道军早已溜之大吉；我的弟子们的翅膀也硬了，此时一个个陆续地远走高飞；一些有能耐有门路的工人一个个地悄然离开。现在终于曲终人散，大限到了各自飞。我还在坚持，带领几个工人把最后的一批废品及部件修理并收拾的干干净净。头头们都不见了，他们在忙公司的后事。我在维持着公司的最后几口气，寥寥几个人，更显得惨淡孤独，就像垂死的人在做临死前的挣扎。
　　 终于扫尾结束，我交代了工作，领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此时，无论车间还是办公室，了无一人，阴惨沉寂。四年时间，我为他的繁荣呕心沥血，吃尽了千辛万苦，人也老了许多。这一切，现在终于东流入海，化为乌有。
　　 在回家的路上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很苦闷：这是不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帮助他们上那个产品，晟旺公司也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吧？
　　 五年以后，我参加电子公司工人的维权斗争，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也释然了。那不是我的错，是那双私有化的无形黑手，在罂粟花般美丽的鼓噪声中，操控着这一切。
　　 八
　　 在晟旺公司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请读者耐心地看下去。
　　 那还是在晟旺公司如日中天，发展鼎盛的时候。
　　 我记得在一次招待客户的宴席上，一位销售员不无自豪地向客人介绍说：“我们的傅工，满肚子的学问，不论好工人还是坏工人，都说他好。”
　　 我一愣。他这是在褒我啊还是在损我啊？看他那态度，明明是在夸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有点尴尬，只好面带着勉强的讪笑：不敢，不敢。
　　 事后好几天，我一直在思虑他的话。
　　 几十年来在电子技术这个残酷的战场上摸爬滚打，在宽无边深不能测底的学海里苦苦探索，我早已看透了我知识的贫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狂妄，哪里还敢说自己满肚子的学问？也许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面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垃圾知识，也许他只不过是逢场作戏，随口说说而已。对这个所谓满肚子学问的问题，我再没有多思量。
　　 使我费思量的是，好工人说我好倒也罢了，坏工人也说我好，那不是说我和坏工人也合流了？我怎么能集矛盾于一身呢？在国民党时代的地下党员，为了革命工作必须和好人坏人都成为好朋友。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不是地下党员，我也没有那个心理素质。那么，销售员的这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过了几天，我从迷茫中醒了过来：什么是好工人，什么是坏工人？
　　 学了一辈子的政治课，怎么连这个问题都忘记问了？那位销售员显然是说一般的落后工人，而不是我那教条中的敌人。他印象中的所谓坏工人显然不是敌人，所以，他那么说当然是在褒我。但是，我一直恪守我的信条，“坏工人”就是敌人。所以，“坏”的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我最后终于明白，原来我和他们对所谓“坏工人”的定义是根本不同的。
　　 就那么几十个工人，我个个都认得，名字都叫得出来，根本就没有我定义的坏工人，都是一般的工人，好工人。那么，他们定义的坏工人是什么样的？又都是些谁呢？我和他们相处了一些日子，认真观察和思考，终于找到了。
　　 不听话，不服从调动的，是坏工人；反之就是好工人。这是把人看做了动物，会表演的猴子和海豚，给了一个苹果或一条鱼，就得乖乖地听话表演。这是典型的驯服工具论。检验员就是检验员，有忙的时候，也有空闲的时候。空闲的时候应该鼓励她钻研提高业务，而不是把她调来调去做别的事情，当工具使。在一个人觉悟还比较低的时候，这么做必然会引起反感，就会抗拒调动，“不听话”。其他的工种也是一样，频繁的调动必然会影响操作技能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造成不好的影响。一个好的领导者，是很忌讳这么做的。工人们抗拒这种调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那位检验员是他们认为的典型，被撤了职，做了其他工种，引起了逆反心理，造成严重的对立。实际上，她是个很聪明的人，业务很精；但是自尊心太强，容不得别人的挑战。我和那位检验员平等地而不是仰视地谈了几次，她认识到了自己问题，表示一定要改。在一次正常调动中，她又旧病复发，和生产部长形成严重对恃僵局。我只说了一句：某某某，服从命令！问题就解决了。群众的感觉是灵敏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她很快就“官”复原职，又当检验员了。
　　 另外几个也有类似的情况。除了“不听话”，工作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且往往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互相推诿。他们都是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的落榜生，非常聪明机灵，爱动脑子爱学习，博闻广览，知识很丰富。他们有失落感，又有很强的自尊心，对未来缺乏信心，在工作上就表现为消极情绪。实际上他们是特殊的落后群体，只要好好地引导，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惜那几个头头看不到这点，没有做好，不但没有因材重用，反而常常指责和批评他们。由于他们知识广博，和那位检验员一样，能说会道，头头们也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这样，他们就被打入另册，成了“坏工人”。我来了之后不久就发现了他们，很快就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和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话不谈。我没有说大话，我知道说教会引起他们反感的。我用一颗善良而真诚的心，用勤快、务实有效的实际行动作为纽带拢住他们。他们在我的带动和感化之下，积极性提高了。其中一个当了检验员、部件组的组长，后来成了公司修理组的顶梁柱，技术能手，和那几个大专生中专生平起平坐。现在他在外面打工，走到哪里都是高手。另一个是偏重于文科的，现在据说在商海里运气很不错。他们可能都是小小的富翁了。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