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常说，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从这句话里，又可以看出“四水归堂”与人丁兴旺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与之相关的想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从审美的角度，则以为天井的设置把天宇与人心连接起来，此即中国古代生命观所谓的“天人合一”的体现。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将日月星辰，尽收于眼底和心中。
　　 曾有一次，我站在西递著名的“敬爱堂”天井前躲雨，那雨淅沥淅沥淅沥淅沥一刻不停地下着，到后来，便能够清楚地看到“四水归堂”的情景。徽派建筑所独有的鳞鳞鸳瓦，在雨中渐渐变成墨黑，那一刻我想，李约瑟于他的煌煌巨制《中国科技史》中所赞美的中国旧宅的雨，就是从这样的屋檐下滴落的吧？
　　 据说建于清嘉庆初年的棠樾保爱堂，建成时有36个天井，108间房屋，那该是怎样巨大的住宅啊！
　　 徽州民居的各个部分——主要是门楼、门罩、柱础、梁架、窗棂、栏杆等部位，都饰以各类雕刻。这是与汉画像砖同样伟大的艺术品，是民间手工艺人的杰作。所谓“徽州三雕”艺术，就集中体现于这里。徽州特有的八字门楼，多以浑厚、稳重的青石为门坊，门楼上层是砖砌瓦覆的雨檐，层层挑出，两角翘起，顶端则为特制的雕花瓦当和滴水，形成一排整齐的雁齿。门楼是砖雕大显身手的地方，一般都雕刻有各式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戏文传说等图案，总体上以民俗和戏文为主。这些门楼砖雕，一般都有七八个层次，最多达九层，异常华美繁复。
　　 9、祠堂连云远近相望
　　 如果你前往徽州，那么你会发现，在徽州的各个村落之中，耸然高出民居的、最雄伟宏丽的建筑，当推宗祠。名宗右族，往往建有几座甚至几十座祠堂。祠堂连云，远近相望，是徽州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宗祠是全宗族或宗族的某一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建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它又是敬奉祖先牌位的地方，是祖先魂魄的依归之所，具有宗教性和神圣性。所以，与一般的民居相比较，宗祠建造得高大气派，它既要符合宗族全体成员进行祭祖仪式的需要，又要使人在它面前产生肃穆和敬畏的感觉。
　　 中原“衣冠”之家大量迁徽后，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宗族体系，聚族而居，昭穆有序，组织严密；其宗法伦理，乃至饮食起居、冠婚丧祭等皆有定规，族规家法严明；各族均有宗祠统之，岁时祭祀，聚会有期；各族均有族产、义田，恤孤救灾，表彰义行；宗谱系牒齐备，不断修续，一姓相传，千年不乱。所以，清代徽人江登云的《橙阳散志》中才说新安“聚族而居，一姓相传，历数百载，衍千万丁，祠宇、坟茔世守勿替。”
　　 虽然，我们通常将“祠”与“堂”连用，称作“祠堂”，但其实“祠”与“堂”仍有区别。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应该“奉先有祠”，而“起居有堂”。因此所谓的“祠”，是指祭祀祖先和宗族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所谓“堂”，则是宗族成员“日夕居止，拜起坐立，凶吉燕集，送迎往来”，进行日常活动的场所。我们现在所说的祠堂，严格意义上，指的是宗祠。
　　 徽州宗祠大多都是三进，第一进称“仪门”，或曰“大门”、“大厅”、“过厅”；第二进称“享堂”；第三进称“寝”。享堂是进行祭祖活动和举行祭祀礼仪的地方，是由古代的“庙”发展演变而来。徽州宗族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神主，一般都以尊卑为依据，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尊者，包括始祖、创建宗族时的数代祖先和有功有德的祖先神主，这些“神主”永世不迁，永世不祧，也就是说，永远供奉在寝室的神龛之内，永远享受后代子孙的祭礼和血食。一类属于卑者，即一般没有什么功德的祖先的神主，这些神主，“五世则迁”，也就是说，玄孙死绝，高祖的神主即从宗祠里迁走了。古人认为，五服以内为亲，五服以外为亲尽。一般无功德祖先的神主，亲尽之后，再继续供奉于神龛之中已无多大意义了。
　　 历史上，徽州曾有大小祠堂6000多座，今天它们大部分，都已经倒塌了。
　　 10、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入仕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徽州，“虽十户村落，亦有讽诵之声。”这是清朝大诗人王世贞说的话，作为文坛盟主，他对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相当推重。宋元以来，徽州就是一个教育发达地区，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徽商财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兴盛起来，除按定例设府学、县学外，还设有社学和塾学，以教乡里子弟。据康熙年间的《徽州府志》统计，当时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各家族的塾学更是数不胜数，以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此外，徽属六邑还有很多书院，坐堂讲学蔚然成风。据叶显恩教授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共有书院54所，而“以紫阳为大”，“六邑诸儒遵文公遗规，每岁九月讲学于此。”文公是指朱熹。朱熹对徽州人读书致士的推动是巨大的，而徽州在科举上的盛名，也主要来源于朱熹在全国显赫的声名。方志里说，“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一点也不夸张。
　　 正是在朱熹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徽州人中进士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省份。据统计，徽属六邑明代中进士者，是392名，清代是226名。尽管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数字，但也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郁起。蟾宫折桂，魁台历游，在深山僻壤也不乏其人。于是徽州各地便流传有不少科第佳话，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三殿撰者，是合歙休二县而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状元黄轩为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状元金榜为歙县人；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状元吴锡龄为休宁人。四翰林是指同治十年（1871）辛未同科考中进士并一同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歙县岩寺洪镔、郑村郑成章、潭渡黄崇惺、西溪汪运纶。这四个村镇都坐落在丰乐溪沿岸十里之内，故称十里四翰林。又，歙县唐模村许承宣、许承家兄弟，分别于康熙三年（1664）和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被当地人称之为“同胞翰林”。今天我们到唐模，仍能够看到站立在路边的同胞翰林坊。
　　 这些人在科举上的成功，给家族带来了声望，也带来了财富。明以后，徽州由读书科举而入仕的，绝大部分由大族子弟变成了富商子弟。伴随着明清之际徽商势力黄金时代的到来，徽州人读书科第的条件不断改善，大批徽州进士涌现出来，并逐渐把持朝政。
　　 11、寂寞青春风雨牌坊
　　 走进徽州，最使人感到突兀而且受到震撼的意象，是蓝天下寂寞站立的牌坊。
　　 在徽州，牌坊是与民居、祠堂并存的古建筑，共同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建造牌坊以旌表儒教价值观所认定的优秀人物，是传统社会里各处都有的举动，也不独是在徽州，但在其他地区，却怎么也不可能出现如此数量众多、建造华美的牌坊。
　　 但徽州的牌坊，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都是贞节坊。徽州的牌坊种类很多，有功名坊、孝义坊、科第坊、百岁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贞节牌坊。
　　 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在有清一代，达到登峰造极。它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后，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以及宫殿、庙宇、陵墓和主要街道的起点、终点、交叉点，还有桥梁等处，被海外称之为中国的凯旋门。在今天歙县的解放街和打箍井的十字路口上，矗立着一座古朴雄伟的牌坊，名叫“大学士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这是一座纯粹的石坊，梁枋、栏板、斗拱、雀替也都采用大块石料。这是歙州相国许国的纪念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许国其人，在明朝的历史上并不占据重要地位，但许国牌坊却是徽州牌坊最杰出的代表，体现了当时石坊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明清时代的徽州，为扬名仕途者建立了很多石坊，许国牌坊只是其中著名的一座。这些牌坊实际上是一座座“科举纪念碑”，它们象征着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读书入仕者的崇高地位，以及科举成功为家族带来的无上光荣。
　　 不过在徽州，说到底最多的还是贞节牌坊。明清两代，仅歙县一邑就拥有节烈妇女8606人，她们寂寞的人生，如同那些田间溪头寂寞站立的牌坊。也不知这8606名妇女，有过怎样的生活？有过怎样的青春和爱情？
　　 徽州最晚的牌坊是位于县城新南街的贞烈砖坊，它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距今不过100年的时间。一方面它的简陋，表明了曾经喧赫一时的徽商开始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旌表的人数又最多，共旌表节烈妇女65078人。从这个惊人的数字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徽州妇女群体的祭碑。
　　 徽州触目可见的一座又一座节烈牌坊，是无数妇女的血泪凝铸而成。当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的时候，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牺牲的是妇女们的青春和生命。
　　 12、汪公崇拜岁时俎豆
　　 明清时代，汪公大帝几乎遍及徽州的每一个社屋，而在堪称民间盛大庆典的春秋祷赛活动中，我们也几乎每会必见汪氏父子的身影。据《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故老杂记》上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休宁迎春，共搭台戏一百零九座，金珠缯彩，竞斗靡丽，而规模如此宏大的演剧活动，就是为了酬飨“越国公”的保障之功。越国公就是汪华。汪华活跃于隋唐之际，隋末兵燹，天下板荡，汪华被众人拥戴，攻取了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保全一方，自称吴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汪华归顺大唐，持节总管六州军事，授歙州刺史。他后来被封为越国公，死后谥“忠烈王”，归葬歙州。也许是因为统合徽州区域社会的功绩，汪华殁而为神，俗称“汪公大帝”，民间又尊奉为“太阳菩萨”。在徽州人的观念中，汪华崇拜根深蒂固，因此，在徽州的一府六邑，尊奉汪华的庙宇无处不在，汪姓也遍布了整个徽州。歙县贞白里坊往东不远的地方，今天仍存有汪氏的“忠烈祠坊”，为四柱三间五楼式，坊后就是千百年来越国公享受人间烟火的忠烈祠。
　　 旧时徽州，“社则有屋，宗则有祠”，社屋一般建于村落的边缘，特别是表示村界的水口处。祠是表示一姓一族的存在，而社则凸现了一族之在一地的存在，著名徽学专家王振忠以为，这两者分别承当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文化载体。清人《黟山杂咏》：“祠堂高耸郁云烟，松柏苍苍不记年。最爱风土尤近古，苏公族谱范公田。”
　　 所谓“苏公族谱范公田”，是指北宋苏洵和范仲淹对家族制度的创设。苏洵所撰《眉山苏氏族谱》，据说是近世家谱的最初模式；而范仲淹在其家乡广置义田，使范氏族人“日有食，岁有衣”，举凡婚丧嫁娶，都能得到义田的赈济。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徽州的家族也纷纷捐置义田，扶孤恤贫，建构祠宇，作为岁时俎豆之地。徽州祠堂祭祖所行的三献礼，是遵循朱熹的《家礼》，极其烦琐费时。这些祭祖活动又分春祭、中元、秋祭、冬祭、祖先诞辰、祖先忌日等等。依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秋仲祭祢的古代传统祭祖礼制，徽州宗族祠堂最普遍、最隆重的祠堂祭祖活动是春秋二祭和冬祭。“祢”是死去的父亲在宗庙中立主的名称，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祭祀之日，一些名宗右族往往要号令三通，或鸣锣，或鸣鼓，支丁齐集祠堂，气氛庄严肃穆。
　　 13、烟雨廊桥寂寥古亭
　　 整个徽州，到处布满了河流。“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也因此徽州人在长河急流、风涛鼓荡之间，造出了许多桥梁。据民国《歙县志》记载，清末仅歙县一县，就存有各式桥梁441座，占徽州古桥总数的四成以上。
　　 现在让我们一同前往练江。练江仅6.5公里长，可就在这样局促的流程中，却负载了九座桥梁，其中著名的有太平桥、万年桥、紫阳桥，合称古歙三桥。都是中国传统的石拱桥，远远的，就能看见它特有的长虹一般的造型，优美地跨越在练水之上。太平桥位于富资、布射、丰乐、扬之四水汇合处，在从前的日子，它是婺源、祁门、黟县、休宁进入徽州府治歙县的必经之桥。这是安徽境内最大的古石桥，桥中心原先有亭，两边立有碑记，亭内供奉佛像，解放以后，为了便于汽车通行，将碑亭拆去了。
　　 在桥上建亭，或是建廊，歙人称之为桥屋，现代刘敦桢先生命名为“廊桥”。歙县古廊桥尚遗存有十多处，著名的如北岸的北溪桥，许村的高阳桥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桥。
　　 许村高阳桥廊屋七间，通面阔21米，进深5.3米，走进去后，有很宽敞的感觉，并不觉得是在桥上。两侧都置有坐凳，也许是因为不知经了多少朝代、坐了多少人吧，这些木质的坐具都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在过去，廊桥属于水口，是村民们歇息娱乐的地方。廊上的龙凤彩绘，在雨天里有些暗淡，廊桥两端的阶梯式三山封火墙，也有些雨意潸潸。据村里的老人们说，在徽州以及外地，三处比较有名的许姓村落，都建有“高阳桥”。一处就是许村，一处是唐模，还有一处，是在江苏的宜兴，那里在明清时期，是重要的徽商侨寓地。“高阳”是“许”的郡望，我们由此可知徽州许氏的古老。只是不知别处的高阳桥，是不是也是这样如许村般美丽的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