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东南无徽不成镇
　　 尽管徽商的足迹北达燕京，南极广粤，但其影响远没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来得深刻，因为在这一地区，徽商影响的是东南城镇的形成与变迁。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徽商发迹的淮扬一带，所谓的“无徽不成镇”，说的就是这一带。胡适晚年，曾在书房里口述他一生的历史，斑驳的光影里，一些久远的往事时隐时现。说到徽州人，他这样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
　　 这段话后来写进他的《口述自传》，作为对一个商帮的诠释，没有比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再具体生动的了。根据史料记载，苏北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原为淮北盐运司所在地，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严重，盐运司于弘治、正德年间，改驻淮安的河下。安东即今天的涟水县。与它一同迁往河下一带的，还有淮北批验盐引所和淮北巡检等盐务机构，这自然带来大批盐商向淮安的迁移，由此造成了河下异乎寻常的繁荣。
　　 苏北小镇新安，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从乡村变成了市镇。而从这个遗留下来的地名我们知道，改变这一切的，是徽州人。如果我们对东南城镇的变迁，做一种整体的区域性关照，我们还会发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变化和它所带来的商业职能的扩充，扬州迅速地完成了它的城市化过程。除此以外，扬州周边的淮安关厢以及淮盐的转运枢纽仪征、汉口等地，也在这期间日趋繁盛。这还不仅仅是指淮、扬、仪、汉这样的中心城市，而是指在滨海荒陬和僻野乡村间，也由于商业的繁荣，快速地生长着一种城镇的元素。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徽商在中国地图上，为我们创造了小镇新安。从这个地名，我们验证了几百年前，关于“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民谚。通州至泰州一带的二十个盐场，其场署所在，后来都形成了街市。如粮垛场街市、安丰场街市、富安场街市、角斜场街市、丁溪场街市、草堰场街市，等等。这一类场镇的设置，最先是为了管理盐场，由盐务官驻守，慢慢就发展成了交易中心。
　　 不难想象，在这些街市之上，活跃着大批徽商的身影。
　　 当年那些由盐场转化而来的市镇，今天大多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为我们空留下一些地名。随着盐业经济的衰退，往日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市镇，都衰落了，它们重又退回到了乡村。
　　 6、扬州繁华以盐盛
　　 明清之际一个自号惺庵居士的文人，写过这么一首《望江南》：“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还乡。”
　　 诗中所说“富贵不还乡”的，主要是徽商。虽说这时，地处长江、运河交汇之地的扬州，也还有晋商的存在，但显然已经无法与徽商相抗衡了，此时的扬州，早已是徽商的天下。发了大财的徽州商人们，一方面在当地大肆建造豪华园林，一方面拿出大把的银子买官，日日置酒高会，既驰骋于商场，又混迹于官场，这就是惺庵居士所谓的“经营盐典仕而商”。在当时，这样侨寓扬州的徽州商人很多，就是他们，造就了有清一代扬州的辉煌。
　　 我们今天看见的扬州园林，多属私园性质，比如汪立德的小香雪，汪秉德的尺五楼，汪廷璋的春台祝寿，徐士业的水竹居，黄为荃的桃花坞，黄履暹的趣园，洪征治的倚虹园等等，都是客居扬州的盐商所造。仅从姓氏上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均是徽商。有的大盐商如江春，一人拥有多处亭园，像净香园、康山、水南花墅、秋声馆，就都是江春的私家园林。汪姓盐商的私家亭园平山堂，更是扬州官场士绅、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汪氏世居徽州稠墅潜口，出过汪懋麟、汪应庚这样煊赫一时的两淮盐务总商。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是说在不同时期内，歙县各姓代有其兴，像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兰田之叶，等等，都先后坐过两淮盐务总商这个位置。
　　 平山堂所在的扬州西北一带多风景名胜，也是康、乾两帝多次登临的地方。康乾时代，一出北门，楼台相接，尺五楼、水竹居、小香雪、桃花坞等等，沿保障河两岸蜿蜒分布流转，绝大多数为徽州盐商的私家亭园，而造这些园子，又多是为了接驾。康熙六下江南，而乾隆效法乃祖，也是六度南下。围绕接驾，扬州形成了一个以行宫为中心的园景群落，卜居于扬州的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诸盐商，当然主要是徽商，以重金聘请名士为他们设计图稿，对城外风景区进行了整体规划。天宁门外，平山堂下，画船箫鼓，殆无虚日；曲水高台，十步一花。扬州城即是从那时起，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城市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
　　 7、海上贸易亚欧通商
　　 胡适说：“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当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大之后，徽商开始涉足传统盐、典、茶、木之外的生意。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当年苏州的汪溢美号，每年有两万匹绸缎运往英国皇宫，三十万匹绸缎出口，这与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对中国丝绸的偏爱有关。1708年英国的《每周评论》上说，连英国女王也爱穿“汪溢美”的中国丝绸。丝织业在欧洲起步很晚，由中国传入的丝织技术，最先在意大利落根，在15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里，带动意大利的最后一次繁荣，接着又在欧洲遍地开花。当时法国巴黎、里昂的丝绸商人，为了迎合本国人的嗜好，将他们自己织造的丝绸，贴上中国的商标，并仿制中国龙的图案，但终因远逊于中国丝绸，而打不开销路。现在我们从欧洲个美国的博物馆，还可以看到清代织造的出口丝织品，其纹饰图案具有浓重的欧洲风格，展示了中国工匠对西方艺术情趣的捕捉能力和卓越的创造力。
　　 中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约在明末清初，它首先在荷兰登陆，其后风靡瑞典、西班牙、普鲁士、法国、丹麦、葡萄牙等国。英国稍迟于荷兰进口中国茶叶，到了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文章和广告见之于报端，为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贸易成为国际通商中的最大单项贸易，以至整个亚欧通商的18世纪，被人们称之为“茶叶世纪”。当时中国每年销往欧洲国家的茶叶，大约在24万担左右，其中英国进口的茶叶最多，约占总量的1/3。而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英磅，也就是说，从中国去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
　　 不仅如此，徽商还敢于率先犯禁，从事海上走私贸易，加入由伊比利亚半岛人发起的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嘉靖年间，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双屿、大茅港出现的带有国际性的海贸市场，是由许栋兄弟、汪直和福建的邓獠等人，纠集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共同创建的，而许栋兄弟和汪直，都是徽州人。在近代贸易发展初期，商业是和海盗、走私、掠夺以及贩卖奴隶联系在一起的。
　　 汪直还仿效西方海商，制造大舰，武装起来，称雄于东亚海域，他后来甚至在日本五岛建立了商业殖民地，进行海上贸易扩张。
　　 8、一世夫妻三年半
　　 山潆水聚的徽州，生存压力巨大，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为要出去学生意，徽州人往往早婚，十二三岁完婚的比比皆是，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因此当地流传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新安竹枝词》：“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就是清代学者魏禧在《江氏四世节妇传》中所说的“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或子不识其父焉。”
　　 今天，在徽州民居的老式隔扇上，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以徽商为题材的木雕，画面中的徽州男人身背包袱，夹着雨伞，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身后，是他依门而立的新娘。徽州有“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说法，据胡适的解释，徽州“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很难想象，徽州女人的一生如何度过，也因此，徽州的节妇烈女最多。在徽州，节妇烈女可分为贞、节、烈三类：女子品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的，谓之贞；已嫁从一而终，夫死而不再醮的，谓之节；遇强暴凌辱而以死相拒，或者夫死而自殉的，谓之烈。黟县的叶氏贞女许配给卢家时，才十一二岁，但未等出嫁，丈夫就去世了。叶氏女得到噩耗，哭得死去活来。她立志守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望门寡”。为了表彰她，人们为她立了一座贞节牌坊。今天，这座叶氏牌坊已不复存在，我们仅能从《黟县志》中，看到关于它的记载。
　　 很难知道她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夫死守节的徽州妇女，往往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艰难度日，“深闺独守夜如年，四壁青灯自明灭”，过着一种心如死灰的生活。但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却透露出了节烈妇女内心深处的痛苦。这则故事记载在《新安女史征》中，说是有一位徽州女人，结婚三月丈夫就走了。这妇女以刺绣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每到一年的年终，她仍然以辛苦积攒下来的点钱，换回一颗珠子，用来记载丈夫离家的岁月。她私下里将这颗珠子，称为“记岁珠”。一年又一年，珠子一粒粒增多，等到她的丈夫回来，妇人已经死去三年了。
　　 因为风俗的侵染，徽州妇女只能走上节烈的窄路，而内心的苦痛，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9、儒贾不分亦儒亦商
　　 雍正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山西人一等人经商、二等人务农、三等人当兵、四等人读书”这样的话。晋中乡谚所谓“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宝堂皇”。而徽州呢，徽州恰恰相反，是一等人读书，二等人经商。而作为商人，徽商有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和商业理念，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始终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讲求信义，诚信服人，这也反映了他们商业上的远见。不惑于眼前小利，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才能做大做强。所以他们大都不取暴利，而是薄利经营，让利于民。明代南京城内，有当铺大约500余家，主要是由徽州人和福建人所经营。而这两个商帮的经营之道截然不同，福建人高利经营，徽州人微利经营，竞争的结果，是徽商击败了闽商。明朝徽州人汪道昆说到徽商，说他们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里的“名高”，是一种声誉、一种名望、一种信誉度，由此可以获得一种地位和人脉。义和利，永远是摆在商人面前的一对矛盾，商场中见利忘义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徽商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取。有的徽商在义利难以两全的情况下，甚至舍利取义。明正德年间，休宁商人汪平山在安庆、潜阳和桐城之间经营粮食生意，某年江南大荒，粮价暴涨，当其时，汪平山非但不借机哄抬市价，反把平日囤积的大批稻谷低价出售，帮助众人度过粮荒。市场竞争，说到底是商业信誉、商业道德的竞争，由于徽商坚持了商业道德，提高了商业信誉，也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使自己成为明清之际中国经济中最举足轻重的大商帮。
　　 徽州社会，往往是亦贾亦儒，贾儒不分，虽士大夫之家，也以商贾游于天下；虽深山僻野，亦不乏诗书礼仪之家。这也使徽州的世风日益儒雅。徽商为了强化自己的儒商特色，还不惜采取多种手段，如广交文人学士、建书楼、兴文会、办诗社、蓄戏班、好书画，其中尤以教育为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那样对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投注那么大的热情，那么大的财力，并且蔚为风气，代代传承。
　　 “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徽商的义举、善举，为他们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徽商利润尤其是盐商巨额利润所形成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为徽州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出版等等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只有进入徽州，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徽商对于整个徽州的意义。
　　 10、绩溪厨徽菜馆
　　 由于明清之季，徽州商人鲜衣驽马，往来平康间，徽菜随之风行全国。所以在清代，徽菜馆遍布全国，仅上海、南京、苏州、扬州、武汉、芜湖等地，历史上就出现过200多家徽菜馆。徽地岭谷环绕，林竹遍布，溪水清澈，适宜于各种珍稀植物的生长，其中可食用的蔬菜、果品、菌菇、野菜、药材有800多种，为徽菜烹饪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徽菜的特点是重油、重火、重色。在清人笔记中，说到官场应酬，经常有“一品锅”的字样出现，那是因为徽商流风所至，将徽菜带到了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