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日子，与素未谋面的族人吃饭。年纪最大的堂兄，忽然忆起我的父亲，说，当年山里人下山卖竹椅竹筷子，就因为三叔在这里做派出所所长，特地舍近求远，扛到这边来卖，不受人欺负。住在镇里的客栈，只要说是三叔的亲房，就不用掏身份证明，可见他当年的信誉程度。三叔一直是全村的骄傲。我听了很是感动，为他对我父亲的肯定。应该说，这段背景，我是知道的，但那时我还很小。而今几十年过去，忽然听人提到这些细节，许多散落的往事，便渐渐连缀在一起。过去的岁月，终于冲破羁绊，汹涌泛滥。
　　 在我心里，父亲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痛。他穿过军装和警服，也穿过囚衣，最终由少年时的我协助，解其于倒悬。他是个普通人，掉到人堆都找不着，就像谷子长在稻田那样平凡，我却觉得他轮廓分明，个性独特。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山里人天生倔强，既自尊又自卑。异常矛盾的性格，注定他的一生，走得特别坎坷艰难。他是一个复合体，我嫌弃他，讨厌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又在骨子里深深爱他。他爱子如命，父子俩却如绝缘体，一言不合就怒目相向。父亲带给我绵绵不绝的爱，也带来痛彻心扉的回忆。我心里，说不清道不尽他的故事。我和一位同为游击队员后代的网友，讨论父亲的过往时，他说，你该写写你父亲的事。再不抢救这段记忆，真要消失在脑海里了。
　　 父亲来自于山林，晚年又复归山林。一九二五年或二六年某月，他出生于一个山村。早年父母双亡，他记不得自己的生日。一九四八年底，他参加游击纵队，穿上军装的那天，就成为他的生日。那是山里娃子在庆祝新生。他去世后，家谱上，生辰八字记得很模糊，于是我们家族亲戚，属鸡属牛属猪不同生肖的人，在殡仪时节，谁谁需要回避，统统无所适从。幸亏一切由道士定夺，最终不成问题。我们的家谱也很简单，家人的生辰八字，纯粹靠母亲板油账，存在她的脑海里。后来，大约她自己觉得记性越来越差，才眯缝着眼睛口述下来，让我写在红纸上，放进装针头线脑的饼干盒里。饼干盒上，是年年有余字样下，一个抱着大鲤鱼的花肚兜胖娃娃。这便是我家的储备箱。过阵子但逢家有大事，便翻箱倒箧找出来，察看时，还能闻到残存的樟脑丸香。多年折来折去，再怎么小心翼翼，红纸也终于断成两片，后来成了四片，就如我们四姐弟，一一成家，各奔东西。
　　 在父亲落柩当天，母亲让我找到软笔，把家谱抄在桌布剪下的一块红布上，大约一尺见方，记个大概意思。一转眼，二十八年过去。我妻子把家谱存在保险箱，这是父母留下的唯一实物。我很想重新抄写一遍，但始终打不起精神。时光流逝，红布边缘在慢慢剥蚀，一根根游丝各行其是，红颜色也渐渐褪去，特别像我们四家的现状。我家三代，包括女婿媳妇以及下一代，满打满算不过十五个人，父母去世多年，姐弟四家逐渐游离，除了春节时相约祭奠父母，去公墓门口等候，在半小时里聊几句话，点香烛烧纸钱祭拜一番，其他时间，微信群中所有亲戚，保持缄默一言不发。大家谨慎地维护亲戚关系，藕断丝连。
　　 而在记不清生辰八字这方面，我家是有优良传承的。我母亲始终说不清，我到底是在早晨，还是中午，或者晚上出生，她只回答是广播唱起来的时候，在她分娩时，广播里的音乐，成为她记忆中痛苦的符记。一天有三次广播，可把她难坏了。这使得我前途迷茫，希望靠算命拔牌辨清方向时，一筹莫展。那么，我三个姐姐，又分别是啥时辰出生的，她同样也说不清，这多少抚平我的不快。母亲就是这么糊涂可爱。
　　 母亲说，据说我家祖上也阔过，很有一些山地，目光所及，连绵蜿蜒，都曾经是我家的山。可见祖上有经济头脑，守成有法，创业不止。但富家多败子，我爷爷爱赌一把，被人团弄，几十把三张牌儿，赌光万顷家财。家私败尽后，爷爷万念俱灰，最后被人追债，吊在山洞里，一根麻绳了其残生。我听后，倒吸一口冷气，说幸亏爷爷激流勇退，否则我的履历表，就要填上地主成分。父亲在边上，以古怪眼神看我，可能想，幸亏老爷子早死，否则子孙如此不孝，气都要气死。我为自己辩解，我不识爷爷，所以亲情淡漠。他似笑非笑，不置可否。
　　 父亲的老家是革命老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司令部，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这里宣告成立。其时，我父亲衣衫褴褛，去山凹砍了竹子，扛回来准备做椅子扁担，运到山下会市出售时，听到了游击纵队成立的消息。村民说部队在招兵买马，跟了部队有饭吃，好过自己砍竹做椅子。这对穷汉来说，不啻于一大福音。父亲说，他只踌躇三分钟，就决定报名当兵。家里没有父母，和兄长说一声就行。父亲和小伙伴一起，特意换上新草鞋，走三十多公里，翻山越岭，赶去司令部参军。
　　 打我有记忆开始，就为父亲的红色经历而骄傲。夏日的晌午，父亲端一脸盆水，搁在圆凳上，准备擦洗身体时，我缠着他，要听故事。我看见有两条粗大的伤疤，如蛇一般，交叉爬在他的脊背上。我踮起脚，伸手过去试探，他吃一惊，回身答应洗过澡就讲。但他不是能说会道的人，讲的故事简单明了，像新闻报道一样，交代清楚就是，远不如电影或小人书来得精彩。而我希望听到更多的战斗故事。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听过的趣事。父亲参加解放一江山岛外围警戒时，在战壕待命，一直没等到冲锋命令。忽然，一块石子落在父亲背上，他大惊失色，低呼道，敌人来了。爬到树上瞭哨的战友阿汉哈哈大笑，原来，是调皮捣蛋的阿汉，把石子扔到父亲背上。平时他们关系好，喜欢打闹。父亲背上的疤痕，是三天三夜卧在壕沟待命，衣不解带，枪背带和子弹带勒在背上，过敏反应，皮肤红肿腐烂，做手术留下的痕迹。
　　 解放后，父亲转到公安看守所工作。后干了三年两个区的公安特派员。再转任水上派出所所长。我长大后，家乡人听说我是老乔的儿子，一般会神往地回忆起，你爸当年真威风啊。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说，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押上台来！然后呼呼呼一大帮坏分子便被带上台来，一个个判决掉，该枪毙的枪毙，手拿着枪，啪啪啪把坏人杀掉；或者送劳改场，该劳改的劳改，真神气。老乔，人好兮好的，人好兮好的。一般最后都有这样的结束语。
　　 我经常拿这些听来的光荣史来问他，希望荣誉感得以证实。但父亲不喜欢谈这些事情，他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政府决定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我只是基层执行者。他说大家说的话有些浮夸，他在职期间，也没有枪毙过人。只是感觉比较古板，爱讲原则，得罪过许多乡亲。个子很高的他体质异常虚弱，导致他看上去心不在焉，工作起来不是很开心。他记性差，有时下乡上个茅坑，连解下的驳壳枪落在哪里，一时都想不起来。幸亏是和平年代，一般会有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热心地送了过来。
　　 他为人耿直温厚，一直是他老家宗族的骄傲。多年以后，年近半百的父亲途经邻镇，在一户农家门口歇脚时，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非常热情地送茶送水招呼他，说，二十几年前的自然灾害，让我成了一个小偷，你抓到后非但没有打我、骂我、惩罚我，反而帮我打饭，送我粮票、零钱。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忘记过，只是不知该怎么报答。这碗茶，你一定要喝。
　　 我母亲是县城人，她二姐是土改积极分子，天天戴着红袖套，随巡逻队一起放哨，还当上居民区治保主任。她二姐和我父亲比较熟悉，就介绍妹妹和他相亲。我母亲上过初中，有文化有知识，当时十八岁，和我父亲相差整整十岁。虽然一个属龙，一个属虎，但双方在热恋中，糖甜蜜滴，又都是解放牌，不愿相信这些封资修的糟粕。工农干部挺吃香，我父亲五官英俊，出手慢，可能就被抢走。婚礼很简单，几块喜糖一分，大红门对一贴，两床被子拎到一块，就成婚了。我父亲一米八不止，我母亲勉强一米五。当时，部队大龄干部进城后娶少妻，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闹新房的一个同事，还是看出端倪，他有张闲不住的大嘴，看新人一个瘦高个儿，一个小巧玲珑，就忍不住瞎嚷嚷，哈哈，你们这是热水瓶配茶杯啊，新郎新娘差十岁，龙虎斗，你们家以后有得热闹瞧了，我姐家也是龙虎斗，天天都打死人。
　　 我二姨听了，唯恐妹妹有啥想法，赶紧出面打岔，四处扔了糖衣炮弹出去，才算把话题搪塞过去。虽然闹哄哄的，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但他们感情还在深爱阶段，不愿想那么多，一切外来的念头，都比不上双方努力相向而行，尽快走到一起的决心。所以，她虽然心里格登一下，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即使心理有疙瘩，也是今后的事。话说锅碗瓢盆，都会丁零当啷，更何况俩大活人。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夫妻，不同观念，不同习惯，往往因一些细节拌嘴，比如山里人，不爱洗澡，懒得换衣服，洗洗换换，不还得脏吗？洗澡洗多了，会把元气洗掉的。
　　 城里人觉得，这么脏，还这么多歪理，不洗干净就别上床。
　　 山里人想，你城里人了不起，不就厨师的女儿么，拿矫。你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找什么理由？当初，还不是看上我干部身份。要不然，山里人哪娶得着城里姑娘。你哥就瞧不起我，天天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的确，父亲和我舅舅，一辈子都没认真说话，性情不合。比如后来我外公弥留时，大家都说快了快了，我父亲提着包，进来看望，大家说，医生来了，快给看看。我父亲后来退职去做了医生。父亲也不谦让，上前搭一把脉，说，还不到生辰，放心吧。
　　 大家守着，前前后后，伺候好多天，都有些疲倦，听医生这么说，四散休息去了。结果外公后半夜去世了，一个人都不在床前。我舅舅生气了，你是庸医，啥都不懂，不会看病就别看。
　　 我父亲气急败坏，不是你们叫我看的？是我争着抢着要看么？
　　 姐妹夫老婆舅，就这样怪罪上了，两只河豚似的，都气鼓鼓的，居然到死都没有再接话，我父亲也把去岳母家的路卖了。
　　 二姨说，这些男人，真看不懂，这有啥好生气。爸去世床前没人，是命中注定没人送终。话虽是这么说，二姨其实自己脾气也挺大的，有时她和我母亲闹别扭，一闹就是一两年不说话。不过，闹到后来，都是二姨丢盔弃甲，举手投降。谁叫她是姐姐。大姨的命不长，年纪轻轻时就去世了，丈夫傻乎乎的，脾气挺好，一辈子没干正经活。留下一个儿子，学厨师，也不务正业，到处流浪，妻儿离散，五十多岁时，深夜，冻死在舅舅工厂门前广场上，可能走投无路时，准备来求援。
　　 回头再说我父母，这样那样想多了后，些许小事，就成为闹别扭的导火线，发生口角时，没处想了，往往归咎于龙虎斗。母亲吵了架，就往二姨家跑。开始还去哄回来，次数多了，父亲懒得去请。潜意识中，人是会受暗示的，双方都开始这么想了，思想就容易复杂，莫非真是龙虎相争必有一伤？幸亏二姨劝得好，分析利弊，双方在二姨相劝下，都还识相，床头打架床尾和，同心协力，把日子往一起过，相安无事。父亲在母亲面前也想开了，女人嘛，就是罗里吧嗦。他向来奉行忍让的政策，开只眼闭只眼，不和女人一般见识，事情就过去了。接二连三，打炒米花似的，生出四个子女。
　　 营养差，体质弱，加上文化素养不够等原因，父亲特别容易着急上火，和同事领导相处不大融洽，几句话谈不拢，拉下脸来，一拍两散。各种原因，导致他逐渐萌发退意。现在分析，这该属于抑郁症、焦虑症的表现，可惜当年大家没有这种健康意识。
　　 父亲的收入不高。几十块钱的工资，在高物价面前不堪一击。他有了第一个女儿，爱女如命。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女儿想吃肉，他赶紧跑去买肉，小孩拳头大一块熟肉，差不多要花去工资的一半。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他虽然当了工作同志，但山里人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希望有个儿子，可接二连三出生的，都是女儿。我出生在父亲最终的工作地。母亲说家里吃阵大，养不起，在厂里千方百计，拼命搬最重的棉纱，想把我累掉，但我天生是世间人。这正遂了父亲的意。家庭经济负担太重，在三十六岁那年，他提出退职。去意已决，几个领导挽留一下，也就随他去了。
　　 很快，全家生计成了问题。当时我大姐六岁，二姐四岁，三姐两岁，连珠炮似的。我母亲在针织厂工作，一个月工资十八块，父亲没了固定收入，一家人再省吃俭用，也难以应付开支。大姐、二姐和刚刚卖奶、襁褓中的我，放在县城秀坦街外婆家寄养。三姐则是一个月一块钱，交给厂边上的村民阿卵家喂养，母亲月尾发工资时，三姐就受阿卵老婆之命，提个大篮子过来，无名无姓地说，给我钱，给我钱。我母亲解开手巾包，拿出一块钱，放在篮子里，阿卵老婆在厂门口候着，带了她买菜买米去。
　　 舅舅家已有五个子女，人数实在太多，二姐后来回了厂宿舍，随母亲生活。二姐有名的勤俭节约，母亲派她坐塘河轮船，到城里外婆家，送我和大姐的伙食费。她舍不得坐船，为省下两分钱，她脱了塑料鞋，提在手里，小脚丫劈里啪啦，沿着河岸走十里地，到外婆家门口，才穿上塑料鞋。邻居金荣阿婆，夏天坐在大门口，摇着拍着大蒲扇纳凉消遣，见了二姐，就拔长高声喊，乡下人走来呗，乡下人走来呗。此时，是她们守在大门口，难得的欢乐时光。二姐在老太太夹道欢迎声中，羞羞然地，劈里啪啦走进院落，这一次发出的，是肉脚板拍地的声音。她不小心把塑料鞋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