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发火，是爱子心切，更是因为强烈的自尊心与自卑感交织，他个性特别强，容不得半点鄙视嘲讽。所以之前在工作中，容易与人口角，包括局长、教导员，区长书记，镇长书记等。当时他的教导员、后来当了局长的老陈，对他挺理解，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老陈局长来为我患食道癌去世的父亲送葬时，眼睛红红的，握了我的手，好久也没说什么，临走时才说了一句，你爸这一世人，都是让脾气害死的。
　　 为了生计，他开始走江湖。我跟他出去走过几次。他高高的个儿，走在我前面，沉默寡言地，提着个包走路。包提在手里前后一晃一荡的，我静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一声不吭。实在疲乏了，父亲就地在路边条石上倒头便睡，一睡就是几个小时，我静悄悄地坐在边上，等待他醒来。我知道他心境不好，从来不敢去吵他。他醒来后，便又起身在前面，沉默寡言地继续走。我继续跟在后面，肚子饿了，在路边小店里，吃碗光面。我跟他去一个村庄，看望过他部队时的老班长老庄，也是公安队伍出来的，后来进了监狱，境遇身体都不好，骨瘦如柴，颧骨突出，眼睛明亮，耳朵特别大。房间潮湿阴暗，没有亮灯，我父亲和他，相对而坐，面面相觑，时时叹气。
　　 我跟父亲坐过几次小船，老艄工手摇的，一荡一荡，很慢，时光都停滞了似的。沿河是一只只高大的烟囱，在空旷的原野中特别引人注目。慢慢地发现大烟囱，慢慢地看着它接近，又慢慢地远去，被一荡一荡的小船抛在身后。我渐渐地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在江湖上，他结识了不少人。很多从事医药的个体医生和药师，都因为政策约束，无法开办诊所药店，但社会需要他们提供服务，他们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我父亲保留着党员身份，所以就牵头到县卫生局和镇里，申办镇草中医革命领导小组。
　　 几年以后，下面陆续开设九间药店诊所，有自开的也有挂靠的，人员逐渐发展到两百多人，医生，药师，看伤科、骨科、内科、外科，三教九流都有。父亲的股份制合作的举动，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早了有十几年。我家天天高朋满座，开不完的盛宴。旗儿店的伙计，每天几趟到我家送菜送酒，都记下账年底一并结算。我母亲和我姐姐们下班回来，还要洗碗擦桌清理房间，疲倦让她们无话可说。旗儿店负责人，还是经常在路边等她们下班，拦路要求结算年度酒钱，让她们很被动。有时我父亲要出外应酬，能躲就躲，嫌国营旗儿店菜烧得不好吃，转手去了队銮家的私人酒馆，一般也都带我去，为让瘦弱的我，吃得胖一些。我一直吃不胖，肠胃功能太弱，吸收不好，差不多天天拉肚子，人瘦成篾片一样，眼睛又大，白晃晃的。人家见了就问，你儿子，怎么养得小萝卜头似的。那时《红岩》很流行，凡识字的都知道。到十来岁时，我放了假，没事情，就去父亲的药店里帮忙抓药，每个月工资十三块。到现在，我还能认得不少中草药，当归、茯苓、白术、苍术、生地、熟地、甘草、党参、石决明什么的，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父亲还是不在家的时候多。他喜欢上了旅游，几乎走遍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各地都住上一阵子。只有北京没去过，所以他一直说，有空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我父母都没坐过飞机。所以这也就成了我的宿愿。但他最终，也没能实现坐飞机去看北京的愿望。
　　
　　 三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他在昆明住了许久，回来时我发现，他的门牙，裂开好大一条缝。问他，说是在旅馆里没事，天天嗑瓜子，结果把牙齿，嗑出一条缝来。有相面先生说他，这牙缝很不吉利，估计会出什么大事。他想想不对，赶紧回了家。父亲回来后，表现得很不安。药店效益不错，镇里区里卫生局里开始关注他们。不久有人叫他去谈话，应该是例行公事的调查登记。但是他很在意，于是就惹出了事。
　　 那时正是粉碎“四人帮”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给他栽赃，就说他是“四人帮”爪牙，他很愤怒，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可能是什么爪牙，你说到天边，都没人相信。他在他们的办公室大吵大闹，还拍了桌子。这样就中了计谋。那几个人，原来都是在我们家吃喝的人。有一个为首的，原来是派出所里的通讯员，为我父亲打杂的临时工。我父亲退职后，他留在镇里，几年熬下来，现在开始当权。他一直没正眼看我父亲，不停地抽着烟，烟雾浓浓地笼罩着房间。他们要我父亲去反省。我父亲说，去就去，谁怕谁。他自己回家卷了一床被子，跑到镇里追着他们问，什么时候走。他们很恼火，临时决定，派了个小青年，送我父亲去学习班学习去。
　　 我一直跟在他身后，目睹他和那些干部的谈话、吵架。然后看着他卷起铺盖，要去学习班。我去夺他的铺盖，他不愿意给我，他以为那是他示威的武器。我就这样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深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和母亲一路送他去轮船码头，看着他跨上轮船。他坐到轮船背上。轮船开动后，我跟着在街上跑动。轮船过桥时，我跑上桥去，在桥背上站着，我向他招手，看着轮船背上的父亲一路远去。我的心很痛很痛，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他可怜的自尊心吗？我预感到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结果真的发生了许多事情。他回家转已是三年后，他的眼睛看东西非常模糊，我们站在他对面，他也已经影影绰绰，看不清是谁了。那里面二十四小时亮灯。他的脾气变得异常粗暴，他的满头黑发，已经变得稀疏雪白。原来他对我们一向非常慈爱，每次外出归来，总是把我抱上他的膝盖，好久也舍不得放下来。晚上我不睡觉时，就缠着他给我讲故事，他不大会讲故事，但还是很有兴致地，给我讲沉香救母的传说。他每一次的结束语都是，沉香找到了妈妈，好像灯笼那么大一对眼泪掉下来。于是我也就跟着他说，好像灯笼那么大一对眼泪掉下来。说完了，我就不知不觉睡着了。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不重现。
　　 他那天去学习班后，就没有回来过，矛盾一路升级。本来说好，两个星期就结束回来的，结果他在里面，和管教他的人愤怒地争论。他说自己就是没错。他是如此的不识相，当然只能关他更长时间。于是本来没有大事的，变成了大事。他真的出不来了。
　　 刚刚开始看守他的小伙子，是我父亲老同事的遗腹子，特别感念我父亲对他父亲的照顾，所以他对我父亲也特别照顾。我们每个星期天到城里去，带一大锅的补品，或者我姨妈家做好许多菜，等待他出来看病时，拐过来吃上一口。他们过来后，他吃一点，然后就放下筷子。看着我说，阿休长大了，上唇都冒出点细细的胡子了；阿休喉结都出来了，真快。我很陌生地望着他，他很疼爱地看着我，眼睛就没转开去过。他勉强吃下一点后，去医院看过病，然后趔趄走回学习班。我和我母亲送过他去学习班，在水利局的大楼里，他上了四楼，在木板钉死的窗户后伸出手来，挥挥手要我们离开。我们站了不知有多久，才怏怏离开，一路上没有一句话。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曾经开会专题讨论过他的问题，希望尽快将他处理掉。革委会里，有人对处理他，持不同意见，这事也就这么耽搁下来了。我父亲不愿闭嘴。他对去谈话的人大叫大嚷。事件一次次升级恶化。
　　 后来我们就没那么容易见到他了。他被转到看守所。每个星期，里面不断地寄出明信片，要我们送东西进去，每个星期日，我都和我母亲，带上许多草纸、牙膏、毛巾、衣服等，到看守所窗口登记，给他送东西去。他曾经是这里的警察，现在只能在高墙里长叹。他和许多小偷、贪污犯关在一起，还碰到几个惯犯，他当年抓过关过的。大家成为在一个锅里捞饭吃的人。这对心高气傲的他，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终于，时间让他们相互接受了。有几个，后来居然还成了朋友似的，至于是否面和心不和，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出来后，还常来常往的，在我们姐弟嫌恶的目光逼视下，才灰溜溜地离开。
　　 每个星期天，我们源源不断送进去的东西，其实是他为那些人要的，他一个人用不了多少。因为那些人，或者家里更穷，或者遭到家里人嫌弃，不再提供任何生活用品。而这都是我母亲和我姐姐，在针织厂和车木社，白天黑夜加班加点，拼命干活赚下的生活费用，或者积攒起来，准备女儿嫁人时用的。现在都送进那个小小的窗口。
　　 所长和一些看守，是我父亲当年的老同事，见了我，就问我母亲，这是老乔退职时生的儿子？我母亲说是，让我叫叔叔。我叫了叔叔。所长看着我，叹口气说，老乔死就死在臭脾气上啊。你这儿子眼睛特别亮，很懂事啊。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看我一下，说，我会照顾他的，他在里面没事的，放心吧。转身进去了。
　　 我开始上初一。一天下课时，听得外操场上有高音喇叭在轰轰烈烈，我赶紧和同学们跑出校门，到操场上看热闹。我没想到的是，那警车上，下来的是我的父亲。我愣在当场。父亲被带上他当年坐过的高台。现在他的角色转换成反派。我挤到最前面，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看见他了。我发现他的眼睛很迷茫，好像什么也看不见。我特意挤到他跟前，想让他看见我，他的目光掠过我的身子，不知道望向哪里。那些人抓紧他稀疏的白发，一直往后拗去，他只能被迫向后仰去。
　　 我在台下，悲痛地听着高音喇叭叫出他的姓名，还有一连串听不清楚的词汇。上课铃声响了，我不知道该去上课，还是守着我的父亲。大会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没人给我做主。我只好拼命跑进学校去，眼泪从我的脸上不断地挂下来，怎么忍也忍不住。我一把一把地抓眼泪，却怎么也抓不干净。我不知道台上那些人能否体会，这样的打击，对一个才十来岁的孩子，该是如何的残酷。但我没有怨恨别人的想法，我只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活在这样的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故意拉他到这里来示众来作践他。
　　 我一路哭着进了教室，趴在课桌上流泪。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是我大姐的初中同学。她把我叫出教室，靠在走廊栏杆上。她说，你别难过，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知道他没有罪。即使他有罪，你是你，他是他我们不会因此歧视你。你要放松些，放下包袱，认真学习，这才是让你爸爸安心的办法。我不住点着头，眼泪还是不断地挂下来。陈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我的前程。
　　 乱哄哄的政治环境，逐渐变得平静。当然这平静的过程中，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许多人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家作为当中的一份子，当然也不例外。晚上，我站在三楼窗口，天空星光疏远，我听见广播里，在播送小平同志平反的消息。我很早熟也很敏感，觉得也许父亲的转机来了。次日上午，我在教室里，心不在焉听着课，完善自己的计划。中午，我跑去供销社文具柜台，买了一把原子笔、几大本稿纸、信封、复写纸，回家开始不断地给各级领导写信，贴了八分钱的邮票，投进邮筒，我要为我父亲讨个公道。而他在里面也开始申诉。
　　 他的老同事老战友，经常有不同的消息传来，说他可能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们家里人，天天以泪洗面。有一次，说他次日凌晨，就要押解出去，送到劳改农场去。我们星夜赶路，把所有必需品送过去给他。昏暗的路灯下，我们在寒风中发抖。时间才凌晨三点。漫长的等待后，几辆空空的大客车停在大门口。五点多钟，一队队人犯鱼贯而出，提着铺盖卷，登上客车，依次就座。一直到车子坐满，也不见我父亲的身影。我们非常奇怪，既欣慰，又更加忐忑不安。车子开走，我们的心也提起来，不知道我父亲到底又怎么了。
　　 我父亲的老同事、法院里的领导，宋院长传过话来说，他们几个老同志力保我父亲，不准备让他去监狱。他们说，依他的牛脾气，到了那里，定是有去无回，一把老骨头，都会扔在劳改场里。正因为他们几位的坚持，我父亲终于能在老地方，为他的权利抗争，虽然与事无补。
　　 他在里面抗争，我在外面努力。石沉大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依然用我的零花钱去买邮票，八分钱一张，我以顽强的毅力继续申诉，几年间，我写了三百多封信。我的右手中指突出，因为握笔写太多的字而疼痛。我不断地寄信，我相信我大批量寄出的挂号信，应该比民企的业务信，还要早些时候。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逐渐地有了回信，大部分是公函，红头文件，我打小就习惯了这些词汇。我坚定地认为，太阳会出来的，我的愿望会达成的。我上课心不在焉，每天都在构思，下一封信，该怎么写，该写什么。
　　 我父亲在里面，变得越来越惶恐不安，如惊弓之鸟，一点点风吹草动，他都会惊醒，终夜不眠到天亮。他已经失去斗志、自信和锐气。
　　 终于盼来一些感觉比较好的信件，有些是从党中央国务院，逐级转给省委省政府地委地区行政公署的。县区镇里的头头，因此很不舒服，上面有督办之类的字样在，他们不得不做出交代。父亲的一些老同事，不断传来消息说，快了快了，老乔就要弄出来了。叫你儿子继续写，继续写啊，肯定有用的。
　　 我终于以我的刻苦努力，把我父亲从看守所里救出来。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固执的他，竟然坚决不肯出来，守在看守所的办公室，就是不肯收拾行装，要他们给个说法，要谁给？谁会给你？不知道。他就那么固执地守在那里。我们愣愣地站在门口，一声不吭，胆战心惊。所长气急败坏，老乔啊，你这样的牛脾气，把你一家人害得这么惨了，你知不知道？你看看你儿子，那么懂事；你这么大年纪，还没他懂事。赶紧回家去吧，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走啊走啊，我不能留你了。所长让几个小伙子，赶紧把我父亲架出去。在河轮上，他一路闭目养神，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