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几个表兄弟，跨出外婆家门台，溜达到街上买零食。回来时，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好心人把我们送到西山脚下的派出所。所长问我们，你们住哪里的？我虽然口齿不清，但素来有问必答，说，住修调羹的。秀坦街，没错。所长笑，只听说有修碗的，哪有修调羹的。竟然就那么巧，他是我外婆的表弟。家人去报案后，他把我们送回家。后来他调到我家隔壁派出所当所长，经常来我家喝茶，见面就问我，最近有没有修调羹。
　　 我们道坦门台对面，是很大的操场，有部队营房。过一阵子，便用三根竹竿撑起门字型，银幕系在竹竿上，给战士们放电影，一般都是战斗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附近大人小孩扛着凳子，三三两两汇集到银幕前面，等电影开映。我们在凳子上站一会儿，就被很多大人遮挡着，便掠起银幕角头钻过去，躲到背后去看。我记忆中，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左撇子的。可能就是小时候，在银幕背后反着看的缘故。
　　 母亲一周过来看我一次，在外婆家过了周末，周一凌晨，起早回十里外的针织厂。我被吵醒后，她陪我玩一会儿，便赶去上班。我不依不饶追出去，舅舅或外公，一把将我端起来，放到磨盘上，任我在上面哭哭啼啼。哭一阵子，没人理睬，自然没眉眼儿。外公答应，下班回来给我带甘蔗。外婆抱我下来，我自个儿找乐子去。
　　
　　 二
　　 父亲退职后，无所事事。恰逢“文革”事起，“工总”“联总”两派头目，都想拉他入伙。一九六八年间，县城两派武斗，架起六零炮、机关枪，相互对打。路上流弹厉害，全城宵禁，半夜里全城逃反，当时我五岁，我母亲我大姐轮流背我，逃到乡下去。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父亲去了山区，找熟人要了一条溪坑，买两百只小鸭，放养在溪里，自由自在。日子一天天过去，溪坑两岸，沿途草地，这里那里，白花花布满鸭蛋，星星点灯似的，煞是好看，捡起一两颗烧熟来吃，日子过得很是逍遥。鸭子养大，他就宰不生蛋的来吃。吃饱后，躺在窝棚被褥上，手搭在脑后，眯缝眼望着远山想心事，不知不觉就睡着，过得倒是神仙日子。远山“武斗”枪炮声隆隆，都与他无干。如此放松下来，他瘦高的身体，逐渐养好了些。听人说山外“武斗”，已逐渐平静，就想着出山找些活干。我父亲到处走动，去了市里闲逛，寻找可以谋生的行当，在大南门巷口头，看见有白胡子老人，摆个草药摊。他走得累了，席地而坐，凑拢去搭讪。山里人天生识得药草，两人也是有缘，三言两语谈起来，都兴奋得眼睛发亮。老人早年也是山里出来的，用方言交谈，很有共同语言。就此，他拜师学艺，随老人学习草中医。出师后，他总算有了新的职业，一天到晚，辛辛苦苦赚些钱籴米买菜。
　　 我家没有房子，全家东搬西迁，过着动荡的生活。我五六岁时，全家住在城乡结合部，居民区楼上一个房间里。楼下是生产门窗合页的街办工厂，企业用电受限，只允许深夜生产，工人一脚踩下去，冲床轰隆轰隆，地动山摇，睡着被一次次震醒。这是个大院子，叫顶风坞，濒临海岸，属于最后屏障。我家楼板年久失修，稍微有几个人同时走动，楼板缝里，就扑簌簌往下掉粉。我父亲交往颇广，天天人来人往。
　　 生存不易。有一天，我已入睡，来了一帮精壮汉子砸门，把我们所剩无几的家具，都一一搬走。我惊醒后，愣了半晌，在母亲暗示下，不管不顾，赖在一张樟木椅子上。他们让我起来，我瘫下去。拉我起来，我再章鱼一样霸回去。搬椅子的小伙子不老练，尴尬地看着我，领头人很不耐烦，说算了算了。留下椅子和木床就走了。家具搬空后，方方正正的家里，朗亮许多。母亲惊恐之余，稍微平静下来，苦中作乐赞我，说儿子平时看着老实，这时候倒还机灵。我听了很受用。
　　 从外婆家回到母亲身边后，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母亲工位边箩筐度过的。很长时间，我坐在箩筐袜子堆里，鼻腔里是浓浓的机油味。针织厂产品是袜子，周边的农民居民，就把它叫做洋袜厂。母亲一辈子，在织袜机前，辛辛苦苦摇袜子。一排排木台边上，依次安装几十台袜机，女工系着白围裙，坐在机器边，就着明亮的灯光，拼命织袜子。摇袜子是件辛苦活，矮小的母亲，手腕骨节特别粗大，手腕一直痛。现在想来，应该是腱鞘炎，严重影响工作生活。我身体团团坐在袜子堆里，津津有味看小人书，偶然抬起头来看，会看见她这只手摇痛了，换另外一只手去摇，牙齿咬着嘴唇，露出痛楚的神情。那时，我还不能体会母亲的辛苦。我只知道，晚八点半后，我拿着庞大的白色搪瓷碗，外边沿上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跑到香气扑鼻的食堂窗口，排长长的队，打回一大碗白菜炒水晶糕。每次加班，都有我喜爱的水晶糕。偶然会翻到年糕条当中，夹杂着切得很细、炸得很香的五花肉块或猪油渣，用门牙嚼得碎碎的，别提有多香了。
　　 之后工厂创新业，有了新增的产品，膨体衫，羊毛衫，蝙蝠衫。有次舅舅跟二轻局考察团去香港，给亲戚都捎了礼物回来。分到手才发现，那膨体衫是我母亲厂里生产的。而且就是我二姐的姓名工号。三姐小学毕业，二姐初中还没毕业，就分批被母亲带进去做家属工，在新车间当织衫工。一个二轻手工企业，养活了许多家庭。三姐在此之前，当过一个刻章民企的出纳，负责开发票，工资十二块钱，财务在我家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上面郑重其事加一把挂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姐初中毕业，在学校一直当红卫兵连长，早早入共青团，学习成绩不错。她很想继续读书。支边虽然已经结束，但父亲担心她被送去插队下乡，让她初中毕业就行，她偷偷哭过好几回。父亲请客托人，把她落实在江对岸的水库工地，当广播员。还送去培训过一段时间。她既害怕去工地上班，又期盼有自己的收入，能助父母一臂之力。有天晚上，在灯光下，母亲把棉被行李都打了包，次日大姐就要出发去工地，却不知咋的，事情起了变化，不知是工地停工了，还是岗位被人顶替，后来又等好几个星期，也不见消息。打好的行李，放在五斗橱上，好久都没解开。大姐暗地里又哭几回。她是粗干人家里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后来父亲又请客托人，让她进车木厂，为小花伞木偶柄喷漆，每天她一回家，就带来一股香蕉水味。现在，她还患有严重的鼻炎，鼻子一哼一哼的，怕是终身好不了。
　　 在针织厂传达室值班的阿婆，是我父亲的婶婶。我父亲一直叫阿婆为碎婶，意为最小的婶婶。她有只眼睛不方便，看我是斜的。阿婆没生育，碎阿爷早年去世后，她一直守寡，吃素念佛，孤单终生。父亲在老家是很有些声誉的，孝顺，能干，热心，见碎婶太孤苦，生活无着，就把碎婶带下来，把她安排在传达室工作，有编制，有固定收入，可保衣食无虞。她是一位信徒，非常虔诚，念佛占据她大部分休息时间，时刻捻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我父亲照顾阿婆生活起居几十年，一直毫无怨言。只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我跟在他身边，听得他提着热水瓶给阿婆送去时，叹了一声，我都这么老了，还要伺候碎婶多少年啊。不久，阿婆无病无灾，寿终正寝，走在他前头。阿婆给我留下的遗产，是一个红袖套，上面印有“红卫兵”字样。还有很多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单位分的，单行本，选集。曾经有很长时间，无其他书可读，我熟读毛主席语录。深深的时代痕迹，镌刻在我生命的年轮中。
　　 居民区主任明玉姨夫妇俩，经常过来吃饭喝茶，她剪个短发，满脸雀斑，工农女干部模样，做事干脆利落。她老公高度近视，足有千把度，紫红脸膛，天天醉醺醺的样子。见我三个姐姐齐肩高，打地铺，她实在看不下去，做主把院子外围，依墙垒起的一间地主家的牛栏，分给我家居住。
　　 我们欢天喜地搬入新家，家具还是那对椅子和床，再买一张叫两头端儿的小木床，三个姐姐还是睡不下，两个去对门工友林娟姨家借宿，一借就是五年。三姐睡在小木床上，床底下放一只木桶，泡着叫水晶糕的小年糕，用糙米夹杂糯米捣的。冬天大清早，她也不起来刷牙，从被角里伸出手，去桶里摸出一席水晶糕，直接躲到被子里啃。
　　 在青石垒起来的房子里，一家四口住了五年。区里镇里干部，天天过来吃饭喝酒。父亲的几个朋友，也呆在我家不走，吃喝玩乐，愤世嫉俗，嬉笑怒骂。一日，他们喝醉了酒，发一声喊，把家具搬到院子，脱衣服上了房，把瓦片扒了，把屋椽掀了。醉汉们坐在房檐上哈哈发笑。母亲姐姐下班回来，站在院子里，直接傻眼。出去上班时，家还完整的，下个班回来，屋顶都没了。三个醉汉，握着酒瓶，豪气满怀。房子被拆后，其中一个醉汉阿良，清醒过来临时补救，约了他弟弟阿利过来。阿利是包工头，身材高大，相貌俊朗，很有主角的身架相貌，领着一支建筑队，有木工，有泥瓦匠。阿利直嘬牙花子，拍脑袋搞预算，毛估估大概需要三五千块，建两间三层楼房，共七十多平方米，形状请脑补抗日剧中，炮楼的模样。阿良还约他妹妹阿茶，过来给工匠当厨娘。整个建设过程，就在没材料、没设计、没资金的情况下进行。什么都是赊来的，工期拖延半年之久。我们家，被迫搬回顶风坞原来那个房间，又住大半年。家什没人收拾，一直堆在阳间角，我的小人书，散失覆盖在地面，重新搬回来时，已所剩无几。
　　 父亲属于中国好主顾，实在见不得工人辛苦，太阳太大，雨下太大，他就叫工人赶紧下来，烧菜做饭，请他们吃点心，顺便来点小酒，喝醉了，一天时间过去了。工人都是这样那里兼着活的，今天在这里喝醉，明天去别处上班。工地空荡荡，主顾干瞪眼，但无可奈何。就这样，拖拖拉拉，一直完不成工期。说良心话，阿利和他哥哥阿良，还是不一样的，是个认真严谨的人，在和他们几个混了半年后，也被严重同化，干干净净来上班，喝得醉醺醺回家，活得很是快乐自在。我母亲天天皱着眉头，家里如一盘散沙，换谁都不舒服。最欢乐的属我，跳上跳下，活蹦乱跳，热闹开心，家里天天打八仙似的，多有趣。工程的整个投资，大部分是母亲和三个姐姐的劳动所得，领到工资，支付一些。父亲的卖艺生涯，赚不了大钱，就是赚个吃，蚀个利，吃在肚里，倒在路里。我父亲好客，去旗儿店赊账，一年结算一遍。国营旗儿店负责人叫董胖叔，见我母亲姐姐上下班路过，就殷勤高声大嗓，老师母，叫你家老乔伯来结账了。听得我母亲姐姐头皮发麻，逃之夭夭，换一条小路出入。
　　 终于完工后，我父亲把这座炮楼取名叫做清风扫地，四面开窗，面朝大海，他倒是个妙人。此时，全家才安顿下来，我也有了自己的房间，九个平米，父母给我买了铁床和书桌。
　　 搬新家一年多，还欠着包工头的工钱，和蛎灰店的材料钱，逢年过节，来个人要账，很快就被他们拉落水，坐下坐下，一起喝酒，一起喝酒。
　　 不喝不喝，还有事呢。
　　 坐吧坐吧，什么事比不上喝酒大，你干一世人，不就为个鼻头下一横，做皇帝，也只为个吃。
　　 于是，中午出去讨工钱的人，傍晚才醉醺醺的，一步三摇回家去。一般说来，上午是不向人家要钱的，讲个彩头。老婆看了红膏螃蟹似的老公，眼里生厌，心里明镜似的，冷冷发问，工钱呢？
　　 红膏螃蟹笑嘻嘻回答，哦，忘了。
　　 在哪喝的酒？
　　 老乔家。
　　 你把工钱喝进去了？
　　 会给的，会给的。放心吧，他是个好人。真的，相信我。
　　 老婆还等着拿钱籴米买菜，你一个人吃饱，全家还饿着呢，但也无可奈何，都是本街人，谁都拉不下脸来，再说谁让自己老公，吃人的嘴软。
　　 从新屋三楼看出去，是电影院，周边特别寂静。传说中，没放电影或演出时，后台会有白虎精出没，一般人白天都不敢从边上经过。迫不得已，我们若孤身一人必须经过时，往往一溜小跑冲过去，好久心里还在发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晚上就去看电影。我八岁时，个头小，按规定买半票可以进去。有一次，看门的一只眼老头朝虎，犯了牛脾气，坚决不让我们买半票进去，说只能买全票。回来我向父亲学说，他发了火，冲到电影院门口，冲着朝虎说了些话，大意是，这个电影院，还是我建起来的，我儿子来看电影，倒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江上发大水，冲下来许多木材。堆积在那里，常年没人认领，处理不掉，由我父亲做主，建起这座电影院，让当地人有个政治文化娱乐中心。我听得朝虎乖乖地说，老乔别生气，别生气，我不知道是你家厮儿，下次我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去看电影，当然还是买了全票，赶紧从两道铁栏杆间穿进去。我们害怕朝虎眼里的凶光，更害怕引发父亲的怒火。
　　 这是记忆中父亲为我撑腰的事。还有一次，是我小学语文老师，说我不是读书的料。我一直贫血，营养不良，导致气血不足，脸色白格纸似的，上课经常靠头靠脑的，要晕过去一样。可能老师说了这番话。
　　 那天傍晚，我父亲听我学嘴，异常愤怒，冲到学校，我赶紧屁颠屁颠跟了去。见老师穿了家常衣服，正摇着蒲扇，提着竹椅，到操场上纳凉。我父亲冲到她面前，愤怒地问她，谁的后代才是读书的料，劳动人民后代如果都不读书，不是世世代代都不识字吗？老师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回答不了。他是个冲动的人。他拉开战争的帷幕，事后吃苦果的是我，那老师动不动就折腾我。一个孩子被老师冷落，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我知道老师不喜欢我，但我语文成绩又比较好，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她心里的愤怒。老师脾气也很暴躁，单点火，动不动就愤怒。后来才知道她生活不顺。多年后，老师在菜场碰到我母亲，询问我近况如何，心里还是气闷闷地，说他爸怎么那么个牛脾气，这一世人都没见过。她忘记她自己也是。我母亲只好为二十多年前，丈夫发起的两个人的战争，连连向她道歉。